重庆解放初期江北区统战工作回忆

　　口述人：曾廷

　　1951年，江北区和全国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江北区观音桥乡为全市土改试点，是西南地区最早的一批)、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对国民党残留的种种污泥浊水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清理，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巩固。在新的形势下，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新矛盾，特别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知识界上层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以促进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为此，根据市委指示，江北区委于同年10月开始，着手建立区的统一战线机构，逐步展开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性质、任务、对象、地位、作用及工作方法，组织机构的调查研究与实践，以期更好地发挥党在这一方面工作的职能作用。

　　刚开始的统一战线工作隶属于区委办公室，定名为统战组，抽调杨启正和我两人做具体工作。这时的办公室没有主任，由两位秘书负责，其一是南下老干部石敏九，他的主要精力是管理行政组;另一位是地下党员江泰林，他率领秘书组几位同志，专门处理区委的文书及日常党务。他们都未具体管过统战组。记得1951年9月15日(那天正是农历中秋节)，我背起铺盖卷到组织部报到以后，来到办公室，受到石敏九的热情接待，他叫我先参加全机关聚餐和庆典活动，然后和我谈心，介绍机关情况，以及今后的统战工作任务。他十分真诚地对我说：“我只能管点行政事务，把大家的生活搞好，统战工作我是不懂的。”“江泰林一天很忙，他也管不了你们，今后这方面的事都找政委(即区委书记刘青林)好了。”此后，果然是区委书记亲自抓，一直到次年正式成立统战部为止。

　　工作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这可算得是统战部门的一个好传统。刘青林身兼书记、区长两职，真正是“日理万机”。他并未花很多时间管我们，主要是采取出题目的办法，选定点子，让我们自己去实践与探索。他要杨启正搞对私营工厂的调查，叫我去搞手工业调查。从此，观音桥、金厂沟的铁匠铺、陈家馆适中村的土布业，都是我常去之处。记得我向刘青林汇报土布业工人的情况，他们每天天不亮进厂，在布机上就下不来，直到深夜。伴随他们是震耳欲聋的木机噪声和污浊、闷热的空气，一年到头，除开每月初一、十五，从来不休息。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动条件差，劳动待遇低，不少人得了“痨病”(肺病)，他们这样描绘自己的遭遇：“为人莫学织布郎，摇肝摆肺命不长，白天坐鸡圈，晚上进牢房。”刘青林听了我的汇报后动情地说：“中国旧社会工人太苦了，手工业工人更苦，解放了还没有多少改变。”“要赶快发展生产，改善工人生活才有条件。”根据我汇报土布业、铁作业内部错综复杂的雇佣关系、师徒关系，他慎重表示，这里面阶级关系不太清楚，阶级地位不好轻易确定，要待今后深入细致做工作，才能决定政策。要我们把工作重点转到现代工业方面去(此后，通过几年民主改革，逐渐划清了手工业工人、业主、手工业资本家三者的界限)。

　　在特定的情况下，刘青林也直接与各界人士接触，听取意见和建议，从中掌握一个阶层的动向，然后推动全党做统战工作。例如，对当时区里最早的一个公私合营厂——第一棉织厂，他了解私方厂长薛勤工作上不大胆，顾虑很多，就对驻厂工作组专门讲要团结好薛勤。他说薛勤是全区资方上层人物里面“最纯洁的一个，他出身苦，人诚恳，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听了这话，我深感刘青林是个有心人，对统战对象的情况有调查，心中有数。

　　我们的统战工作，一切都是从头开始，从头学起，有时，对一些“小”事情注意不到。一次刘青林接待一位上层人士，中午到吃饭的时间了，就让区委行政组去办伙食，由于时间太紧，买不到什么，伙食团长张春华只买回几个油炸豌豆饼和麻花，用小碟装起，简直跟坐冷酒馆的街边老头差不多。因为这件事，我们和张春华都受到了批评，使我们懂得了做统战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可以马马虎虎，对党外朋友的性格作风、生活习惯、思想观点，应该有深入的了解和必要的关注，虽是“小”事一桩，但却使我们对统战工作的认识又有了深化。

　　全国性的“三反”“五反”运动从1952年元旦以后相继展开。当年下半年，在“五反”运动后期，为适应当时形势的紧迫需要，区委及时建立统战部，抽调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余国材任区委统战部统战员(相当于机关科长，这一段时期区委机关中层干部，如组织科长改称组织员，宣传科长改称宣传员)，区委统战部正式开展活动。有了专职领导，搬进了新的一楼一底小办公楼，工作人员增至五人，工作局面相应展开，由以调查研究为主发展到对各界上层人士广泛的联系、协调、宣传;从一般性的联系、接触，发展到多层次的、专业性的、定期的学习、交流、协商活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党在全区各界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并通过他们进一步扩大影响到各个阶层，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党的政策方针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各方面事业的发展。

　　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急风暴雨，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中，存在着普遍且严重的消极情绪，直接影响到全区大量私营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当时多数企业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更没有像后来的业务主管部门，谁来管企业的生产经营呢?资方有权管不敢管，工人干着急而又不能管，党和政府有责任，但又不便直接去管，许多企业已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我们下去调查还发现，不少企业尽管生产经营状况很差，职工伙食却越办越好(当时职工基本都在厂吃饭)，顺昌铁工厂、利华橡胶厂、福农面粉厂每餐尽是大鱼大肉，还互相攀比，非常突出，加剧了企业的亏损，有人反映这些企业天天都是“过年”。显然，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急需采取得力措施，依靠工人，团结资方，搞好生产，正是统战工作责无旁贷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对于这一次全国性党内外思想动向，中央早有察觉，3月正是乍暖还寒季节，周恩来总理就已从当时民革中央常委陈其瑗(时任内务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常委施复亮(时任劳动部副部长)等人在“三反”“五反”的检查交代中，看出了“左”的思想倾向正在迅速发展，不仅共产党内存在着排斥统一战线，只强调斗争，不注意团结，而且在民主人士当中也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经中央研究以后，毛泽东主席用致函黄炎培(民建会主任委员，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长)的形式，阐明了党对资产阶级以及各民主党派的基本政策：坚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毛泽东十分旷达地说：有人不承认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其实有什么不好?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共同纲领》规定的。资本家唯利是图，但“利”可以分析一下，一部分是国家的利，一部分是工人的利，其余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利。如果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他们所用的是三方都能兼顾的利，正是需要这样来图。只不能让他们光图私人的利。毛泽东对“唯利是图”的新解，点透了《共同纲领》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关键。他亲手把“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而重心则是改造“五毒”思想。

　　中央的精神传达到各地，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我区迅速组织全区各界上层人士，开展了对于《共同纲领》和时事政策的学习，包括工商、文教、医药、科技等方面全区性代表人物30多人，按照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和风细雨、坐而论道”的“神仙会”形式进行，充分的交流思想，阐述观点，讨论问题。统战部负责人余国材是具有多年地下党工作经验的老同志，他在新中国成立前饱读诗书，任教多年，以他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学识来领导这样的“神仙会”确实十分合适。在他的面前，人们只感到是和一位德高望重、谦虚谨慎的老年学者在促膝谈心，往往能很快的丢掉顾虑，敞开思想，共同探讨。良好的学习空气，促使学习内容更趋丰富、活跃，开初每月一次，后来增为半月一次，虽然名为“神仙会”，实际却是紧密围绕当时重要事件、重大政策，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不断地引导人们紧跟时代步伐前进。

　　“五反”以后，私营工商业者消极情绪很重。“神仙会”上，很多人表示对“剥削”二字想不通，有的强调自己是“穷苦出身”“勤劳起家”“背上资本家皮皮没得几天”;有的提出自己是“子承父业”不存在资方成分问题;有的认为自己是资方代理人，最多不过是按照高级职员对待;有技术的则认为应列入科技界……林林总总，各抒己见。

　　更为突出的是，企业内部的劳资纠纷相当紧张，学习会上大量反映出来，有时甚至成了“诉苦会”。对此，统战部门坚持按照政策原则办事，既要旗帜鲜明，又要注意工作方法。除了更加细致地抓紧思想教育，并请示区委，在私营企业党支部增设统战委员，无党组织的由党员厂长负责统战工作，区里定期召集统战委员开会，研究情况，交流经验，布置工作，对于劳资纠纷，要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有的依靠劳动部门调解、仲裁，但更多的则是统一党内思想后，对党内外分别进行工作。把许多劳资双方面对面“顶牛”的形势，转化为分头工作，分别处理，不使矛盾扩大。对工人中某些过高要求，过激行动予以疏导、教育、纠正。合理部分则坚持对资方耐心说服教育。事实充分证明，许多问题出自“左”的倾向，只要坚持实事求是，敢于面对现实，下功夫做过细工作，这些矛盾就能迅速化解，在生产经营上出现新的气象。当时，经营较好的私营企业往往是全党重视统战和支部统战委员工作做得好的地方，这决不是偶然的。

　　围绕着对私营工商业这一重点，相应的加强在党、政、群、团机关中有关部门工作。1953年“新三反”后，区长冀文广兼任统战部长，他先后指派过区商业科科长刘仙甫、工商科科长朱柏春、工会办事处王素贤、区委财经工矿部戴开礼等一批党员干部，参加市委党校专门举办的统战业务培训(另一期培训了天原厂支部书记王友善、药友厂支部书记赖长兴、民众厂支部书记金文德等十多人的企业党员)。依靠这一批骨干力量，能够有力地、及时地解决问题。有一次，某些业务部门反映“统战部门只统不战”，认为统战部门未帮助他们向资方催交税款，催收财物等，认为统战部门“光说不干”。对此，冀文广部长在有关党员负责干部会上指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重申了党的统战部门就是抓政策，抓思想，抓检查督促，而不能降低到去抓一般的业务性事务工作，从而在党内进一步明确了统战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1953年全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使国民经济步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辉煌时期，同时也带来了与各方面同步发展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全盛时期。

　　这个时期的统战工作，以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精神，在私营工业中开展增产节约工作为重点，通过争取、团结各民主阶级、阶层的大多数人，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围绕这一总的目标，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组织了广泛的各界人士对总路线的学习，由区委统战部直接掌握的三个中心学习组，吸收各界代表性人士105人，两年内组织大型座谈14次，讨论和澄清了一些思想认识，某些工商界人士对总路线心存疑惧，说“我们盘缠不够，过不了渡”;有的提出“大企业好过渡，小企业难”“工业好过渡，商业难”;还有的对政策有看法，认为“爱国容易守法难”“积极经营和限制、改造政策有矛盾”等。通过三个中心组学习，带动全区私营工商业11个地区(或企业)学习组，参加人数达397人，并组织到已公私合营的天原化工厂和农村的大坪生产合作社参观。据不完全统计，这次大规模学习，组织全区性的报告会参加人数达8318人次，包括了私营工商业3088户(其中许多是个体手工业户)。作为统战部门组织学习的辅助力量，工商界主要是区工商业联合会，社会各界为区政治协商会议下设的学习委员会，全区社会各界学习达到了空前的高潮。

　　政权机关、文教卫生界、科技界、宗教界统战工作都相继开展，区政府、区税务局、区银行办事处在党内都设置了统战小组，组长分别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薛振鲁、董朝生(税务局长)、沈贤忠(银行区办主任)担任，经常与统战部门联系，开展工作。在当时江北区范围内，列入统战工作范围内的对象，宗教界主要有江北城福音堂、陈家馆福音堂、真耶稣教会江北区会的神职人员十余人，在区的民盟、民建、民革、农工四个党派的40余成员。

　　在私营工业开展增产节约工作，首先组织了对全区十人以上企业的调查，初步调查摸底以后，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为三种类型，提出不同要求，由区增产节约办公室派出党团员干部十多人下到企业，协助工作。考虑到这些企业仍为私人所有，我们既要坚决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工人、开展工作，又要尊重资方的应有权利，不宜采取对国营企业派工作组的作法，下去的干部对企业是“帮”，不是“包”，统一称为驻厂联络员，见面时打招呼：“我主要是来联络联络，通通信息”，工作方法依靠支部、工会，多调查，多协商。着重帮助企业找出生产上的主要矛盾，建立制度，堵塞漏洞。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细致工作，解决了不少问题。福农面粉厂资方无心经营，遇事推诿。工人向他借钱回答说：“我没有意见，就是工会管得太严”，引起了个别工人对工会有意见。通过帮助教育，资方改变了消极态度，加强了财务管理，严格专款专用，杜绝随意借贷。由于党支部和工会坚决支持，建立车间作业计划和验收制度，面粉出粉率由70%左右提高到89.2%，受到粮食部门表扬。开展增产节约的十多个企业，不同程度克服了生产上、生活上(主要是职工伙食)的浪费现象，健全了劳动纪律，责任制逐步建立，为以后公私合营和企业调整打下有利基础。

　　贯穿于全部增产节约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既要抓对企业的改造，又要抓对人的改造，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为此，统战部门有意识地抓住不符合“两个改造”的想法和做法，及时解决，推动工作。较普遍的问题是片面强调企业改造，只重视抓生产和经营管理。有的同志认为“搞人的改造太麻烦”“反正有了问题，斗争就行了”“搞一伙统战工作，看不到成果，不如抓生产来得快”。实践证明，抓好每一次倾向性思想的解决，都促使“两个改造”前进一步，1954年6月，区委召开全区私营工厂党员大会，薛振鲁对统一战线工作作了详细的讲话，这次会议开得较好，此后，不少企业支部、工会克服了在对资方工作上的神秘化、简单化。天厨味精厂支部委员们原认为“资方文化高，我们说不赢他”“统战工作只有上级来做”;永安电资瓷工会对资方的问题，一来就开大会批评，放弃了做细致耐心的教育工作，这些都有了显著的改进。通过点点滴滴，不断提高，在各个基层工作加强的基础上，贯彻政策的许多措施能够落到实处，全区统一战线工作阔步前进。

　　政权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中，党外代表性人物的安排问题。余国材负责区人民代表会议党外代表名单的酝酿、协商到定板全过程工作。从党内各有关部门广泛征求意见，了解情况，到对党外上层代表人士进行个别接触，座谈讨论;从各方面在人代会上所占比例大小，到每一位代表人选的确定，都进行了大量的民主协商。按照区里各阶级阶层的实际状况，最终产生的党外人民代表名单，基本能反映各方面的情况。各界代表中，如工商界的杨亚西(国烟业)、方皖生(面粉业)、罗学宪(橡胶业)、马允武(化工业)，文教界的邓级升、罗灿培，医药卫生界的焦以南等一批代表，都是经过多次酝酿协商，众望所归，具有全区代表性的人士。

　　(曾廷，当时先后在区委统战组、区委统战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