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江北区的扫盲运动

　　口述人：吴安宁

　　上世纪50年代，我在二区文教科负责过普通教育和工农业余教育工作，有一段时间全面负责，并参与了一些实际业务工作。这里，对当年的扫盲运动作一些回忆。

　　工农翻了身，不做“睁眼瞎”

　　党和人民政府一直是十分重视扫盲运动的，在老解放区里，曾大规模地开展工农识字运动，并积累许多经验。毛主席曾作出过扫除文盲、提高民族文化水平的指示，大家还学过列宁的话：在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确定工农教育的基本方针任务是“开展识字运动，逐步扫除文盲”，并要求做到因时因地制宜，根据主客观条件，有重点地稳步前进，要贯彻群众路线，根据群众的自觉自愿，充分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进行。开展工作的原则是：政府领导，依靠工、农、青、妇组织，多方面配合。

　　重庆解放后，我们对接管后的文化单位和学校，予以维持、帮助和改造。在1950年和1951年期间，中小学都是市军管会、市教育局直接领导，区政府只是协助了解情况，进行教学督促和发放教员的折实津贴。区文教组(九、十两区合并后称文教科)大部分人员和主要精力去做组织工农群众的识字班和政治宣传工作，在江北城、香国寺、陈家馆、刘家台等居民聚居的地区成立读报组、识字班，由居民段或数段联办，借用小学教室或居民庭院进行;中小工厂和手工业联社(组)由行政和工会组织采取班前班后学(根据人数分组或集中学);农村则在条件较好的观音桥、董家溪、五里店的村组开展，主要对象是青壮年，结合征粮、减租退押和发动农民、宣传土地改革来进行。从1951年1月到春耕开始，全区的土地改革胜利结束，农民的政治文化学习更加红火起来。

　　根据解放初期的实际，国民教育大于基础教育，中小学担负附近民众的扫盲识字是硬任务(每学期报表都要分别填写)，各学校都办有识字班、扫盲班或业余学校。而广大工农群众怀着翻身得解放的喜悦，怀着对共产党的感激，怀着摆脱“世世代代睁眼瞎”的强烈愿望，互相邀约动员，踊跃报名入学，男女老少，文化程度不一，出现了“少年与白发共烛”的动人场面，涌现出“夫妻、母女上夜校”的热烈情景。据资料统计，1950年秋第二区入学人数为5757人，其中工人3634人，居民1497人，农民626人。

　　教材教法与师资队伍

　　中小学教员是扫除文盲的主力军。教师白天教孩子，晚上担负成人夜课，有时还要上识字点检查帮助，有时上课后教学员唱革命歌，下课后组织学员扭秧歌。从早到晚十分辛苦，视为己任，毫无怨言，不仅无分文报酬，有时还掏钱给学员买铅笔、练习本，这些教师是扫盲的创业功臣，令人由衷的崇敬。

　　扫盲的教材不固定，先后采用市编的扫盲课本，江北区自编的扫盲读本和辅助教材。1950年秋，全市编印了工人、农民、居民三种扫盲课本，其后，乡、社还编印了农活、计工分为基本内容的乡土教材。到了1952年，识字班组逐步完善提高，改建业余文化学校，实行分班组教学。农村从一开始就注意结合政治中心、农业季节和农活的特点，提出“不忙多学，小忙少学，大忙不学”的原则，做到方便就近，不误生产，开设院坝小组，田头识字，赶场识字，“包教保学”等形式，受到农民的欢迎。

　　市、区规定了扫除文盲的标准是：要求干部和工人一般能认识2000个常用字(有的地区为1500个)，能阅读通俗书报，能写二三百字的应用短文;农村一般能认识1000个常用字，大体上能阅读最通俗的报纸，能写农村中常用的欠条收据等;城市劳动人民一般能认识1500个常用字，阅读、写作方面分别参照工人农民的标准。

　　1950年底，根据市教育局实行“以民教民”的指示，解决中小学教师担负社教的过重负担，使他们能以主要精力做好少年儿童的教育教学，在工厂、农村和街道居民中发动聘任群众教师，予以短期业务培训。于是，区政府文教科在工农业余扫盲方面主要职责是与工会、妇联、农会和街道一起，动员并培训群众教师，并进一步发动工农群众入学。为了加强对扫盲的领导，亟需增添管理人员，经区政府批准，在区干校学员及小学教师中，从1951年3月起，第一批抽调30名担任专职社教老师，后改称社教干事，列为教育事业编制，分驻公安派出所或乡政府，负责本地区社教工作。

　　1957年以前，区文教科的工农教育由罗子和、魏明远以及陆续抽调上来的人员共同承担大量实际业务。他们协同社教干事，走村串户，生活于工农群众之中，任务繁重，很少有假日或休息，克服种种困难，热心扫盲事业。他们的出色工作与突出贡献，永远闪耀在江北区的教育史册上。

　　速成识字法与业余高小

　　1952年，由省、市倡导，推广速成识字法，形成强大的声势。速成识字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祈建华在教部队干部战士学习文化的过程中创造的。它的教学过程大致分三步走，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导工具;第二步突击识字，先求会读，初步会讲;第三步学习语文课本，开展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已认的汉字并进一步提高。当时在部队的教学上，取得较好的效果。

　　当年5月，在全区广泛宣传的基础上，首先培训社教干事和专职教师，后又分批分片集训师资，即在各厂、街道、农村全面铺开，参加速成识字班的学习人数有13995人，占学习总人数的63%。秋天，第七区与第二区合并，仍称第二区，突击扫盲的声势有增无减。

　　但是，速成识字全面开花的结果并不理想。工人农民和居民的学习条件、生活负担、学员年龄、时间保证与师资力量，都不能同部队的军营环境、集中的时间、战士的热情与纪律相比，那种不从实际出发，生搬硬套，急于求成的做法，注定要付出代价。在全区各个学习点，大批学员未能掌握第一步的符号与拼音。大量回生，普遍掉队，突击补课仍然无效，学员烦躁，失去信心。当年夏天，曾抽调约30名农村骨干，在董家溪19中学开办突击识字班，脱产一个月，食宿集中，多数学员很刻苦，从早到晚，学得头晕眼花，仍过不了符号拼音关。记得学员夏海云、戴双银等都不到30岁，拼命攻读，前学后忘，竟生病而回。12月初，不得不在全区进行整顿，将不合条件的学员转回普通班，保留识字班学员4500人，其中工人2300人，农民1000人，市民1200人。

　　到了1954年，工农教育如火如荼，全区入学人数达11616人。其中，职工入学数3882人，农民入学数4200人(冬学)，居民入学数3537人。1956年，全区入学人数32622人，1957年为20305人。当时的基本特点是紧一阵，松一阵，再抓一阵，报名登记者多，大量回生，巩固率差。且时而发展，时而整顿，不稳定。

　　从1952年开始，经过扫盲结业的人数剧增，迫切需要继续学习文化。业余高小应运而生。职工学校和农村夜校相继设班，300余人入学。次年，街道文化学校开办高小班，217人入学。1957年，职工高小收生为1527人，街道高小为2086人。根据当时发展需要办学的重点逐步转移到高小和业余初中上来。到了1960年，全区业余高小为9092人，初中为2979人。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后，恢复了江北区扫盲协会。会长是郑汇东，扫盲协会下设办公室，与文教科合署办公，管理工农业余教育工作。

　　扫除文育的巨大成果和再认识

　　50年代，波澜壮阔的扫盲运动提高了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全区脱盲人数累计达一万人以上。许多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工厂街道的骨干，学习后摘掉文盲帽子，担任乡镇或工厂的领导干部;广大工农和基层干部提高文化后，能够读书看报，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懂得国家大事，参加民主管理，相信科学，改革旧的风俗习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贡献力量。农民周志达在农民夜校掌握文化后，如虎添翼，在作物栽培上获得成就，担任市农科所所长;寸滩农民张伯林在土地改革中努力学习文化，提高工作能力，担任乡党委书记和区农业局副局长。

　　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回顾扫盲工作，由于政治运动多，政治任务的规模和形势浩大，往往冲击了文化学习，因服从中心而时常停课。发动入学中有大哄大嗡现象，动员声势大，有些并非自愿。组织安排不细致，许多业余学校不稳定，办办停停，热一阵，冷一阵。教育经费投入太少，致使教师补贴、设备购买存在很大困难。教学上提高指标，急于求成，搞突击识字，流生大，效果不佳;扫了盲的难于巩固，造成大量回生、夹生现象。

　　(吴安宁，当时负责第二区普通教育和工农业余教育工作，直接参与了扫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