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回忆

　　口述人：周治国

　　我于土地改革后在古岚垭村当民兵，1951年抽调来安乐乡担任乡干部，数十年都在农村工作，江北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我从始至终都参加了。同全国农村一样，经历了变工互助、常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0年至1952年底，是以互助组为主的初级发展阶段。

　　1950年6月，七区召开了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会上提出农村的任务是整顿与扩大农村治安巡逻，整顿农协组织，发展农协会员，建立健全农会组织，为秋后减租、退押、反霸斗争作好准备。整顿换工组，扩大互助组，提倡劳动致富，生产发家，鼓励农民搞好生产。会上选举产生了农协筹委会，薛振鲁为农筹会主任。九、十月间，七区农协会员有3280人，建立农筹会八个。11月开展减租、退押、反霸斗争，至12月中旬，七区公审判处恶霸地主三名，严重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扫清了退押障碍。

　　1951年1月下旬，七区开始土地改革，各乡召开各种会议，运用各种形式向农民宣传土地改革法，整顿农会，学习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文件，评定成份，评议产量，登记土地。不久，各乡分别召开土地改革群众大会，宣布没收地主土地、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为国家所有，公平合理地分土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2月成立土改委员会，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51人，判处死刑11人，没收、征收土地田28204.676石、土10383.189石，分给2122户，9116口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愿望。

　　土地改革后，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有力地推动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的生产底子薄，资金、农具短缺，难以抵御自然灾害。个别农户又逐渐出现了出租、典当、买卖土地的问题。国家及时发放贷款，进行扶持。还有少数贫、雇农、军烈属缺乏劳力，不少青年农民还缺乏犁田耙地、平田撒秧、栽秧割谷等耕作技术。

　　开始，采用变工互助、相互换工，土地耕牛、农具属农民所有，户与户是按等价变换原则，因此，互助组深受农民欢迎。缺技术、缺劳力者不能换工就补钱，那时一个劳力一天只有一二角钱，这种形式没有维持多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迫切要求学习文化，掌握农业技术，各乡组织识字班，开展扫盲教育，全乡男女老少积极参加。我当时还教了两个班，教员还有王志忠、雷志成、周治中、王长信和王长治。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还建立了民兵组织。

　　获得了土地的广大贫下中农，对发展农业生产走互助合作道路反映出非常急迫的要求，因势利导，顺应广大农民这一迫切愿望，区政府及时号召和组织农民按自愿互利原则，开展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到1952年底，全区有临时性和季节性互助组356个，参加农户2162户;有常年性互助组11个，参加农户783户，两项合计为2945户，占全区农户总数的45%。

　　1952年10月，市政府决定将七区划归二区管辖。翻身农民在“爱国增产，多打粮食”的号召鼓舞下，又有政府支持，兴修水利，整修堰塘237口、沟渠34条、蓄水池744个，新修堰塘14口，为防旱保丰收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年小春生产比1951年增产5%以上，秋收增产8%以上。

　　第二阶段，从1953年到1955年6月，是以发展初级社为主的阶段。

　　1953年1月，区委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会议，其中内容有发展农业生产，开展互助合作运动，要求到年底将60%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同年2月15日党中央正式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6月区委召开第三次农民代表会议，对农业、农村工作提出具体要求：继续整顿互助合作组织，推行农业生产技术改革，完成年增产任务。11月中旬，区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研究互助合作问题，扭转当时农村互助合作出现的放任自流现象。下旬，区委下发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与1953年至1957年互助合作运动控制数字计划，我们立即贯彻执行。

　　1953年12月中下旬，区政府先后办了两期农村干部训练班，培训了208人。学习分四个阶段：一是宣传阶段，二是组织土地入股(清理土地证，并进行登记)，三是选举组织领导(社长、会计、出纳)，四是总结，成立班子。

　　1954年初，区政府在石马河乡玉带山村协助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并采取“股三劳七”的比例分配办法，即收益分配，按社员入股土地面积分摊20—30%，按劳动工分分配70—80%。这一年，观音桥乡大坪社、万峰社、寸滩乡红光社、唐家沱先锋社相继成立，以后还有五里店乡的新城社等，不久就在全区各乡铺开。

　　互助组优于单干，初级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化运动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他们积极要求入社。

　　同年区委批转农委《关于领导农村互助合作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农村通过总路线学习，农民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时要求各乡党支部必须贯彻“积极领导，稳步发展”的方针，大力领导农村互助合作运动。3月，传达贯彻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使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得以贯彻，一批地、富分子被清洗出合作社、组。6月，区农委开办有85人参加的互助合作干部训练班，吸收准备建社的互助组干部参加学习。训练班以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发展互助合作的决议》为中心内容，同时学习建社经验。通过互助合作组织起来的农户由59%增加到80%以上，共建立27个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入社农户达1023户，占总农户的16%。

　　当时分配形式：内部分配评工分，除了开支、管理、税收外，“土四劳六”(即土地是四，劳力是六);劳力分三等(即轻工、重工和技术工)24级(即轻八、重八、技术八)进行分配，不存在吃“大锅饭”，谁占便宜谁吃亏。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军烈属和“五保户”，组织代耕。我那时在八一合作社(茅溪)，37户，李友伦任社长。

　　互助合作搞得好不好的标准，根本一条要看是否增产。互助合作社的建立，农民间互相帮助，分配合理，没有空闲土地，空闲劳力，充分发挥地力劳力，达到增产增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至1955年底，全区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初级社步子虽快了点，但它的基本特点社员是接受的，因此，全区农业生产年年呈上升趋势，超额完成粮食及各种作物生产计划，水稻增产5.41%，包谷增产19.6%，小麦增产27.59%。

　　初级社范围小，一般只有20—30户，人数不多，集中好管理，劳力分配合理，大家积极性高，学习、生活好领导，生产好指挥。干部以普通社员身份同社员一齐参加劳动。除搞农业生产外，还搞副业，养猪、牛、鸡、鸭、鹅、兔等，屋前屋后、田边地角种植果树，柴山竹木归个人所有，贫富无多大悬殊，多劳多得。初级社内只是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分子一律不能入社，只吸收个别表现好的富裕中农入社。

　　当时，农村干部热情肯干，每天工作“三进三出”(即早出中归，中出晚归，晚出夜归)。下班回家吃午餐、晚餐。一般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一心扑在工作上。

　　第三阶段，从1955年7月至1956年底，是经过合作化高潮到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

　　1955年2月，区委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区级干部13人，对全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通过检查帮助，大部分合作社内部加强了计划管理，订立了生产计划，建立了财务制度，推行大小包干制，克服了社内的管理混乱现象，做到了整顿、充实、巩固、提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巩固了合作社。当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原来28个增至78个，入社农户由1043户增至5316户，占农户的80%，全区基本实现合作化。

　　同年11月，区委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检查全区各社在贯彻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按照毛主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指示，作出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这年冬天到1956年，在农村完成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将全部农户发展入社，增加高级社九个，连原有两个共11个，从1954年冬到1957年春全部完成集体化。

　　1956年1月，区委组织学习毛主席1955年7月在省、市委书记和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的《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重要报告，批判“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等。这年3月，我调到石马河乡担任乡长。在组织学习的同时，肯定要采取逐步前进，由低到高的办法，要按照实际情况发展合作社的控制数字。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农业合作化运动进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由于批判“右倾”所形成的政治压力，使这样预计实际上不再成为指导运动的方针。1956年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2%，将全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由初级社转为八个高级社。尔后，又将八个高级社合并为六个社，并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分别吸收为社员、候补社员或交合作社管制生产，全区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全区有工农(石马河)高级社、东方红(观音桥)高级社、八一(寸滩)高级社、中苏友好(唐家沱)高级社。

　　高级社以分耕区(村)为核算单位，由于地差大，搞一平二调，分配不合理，产生一系列矛盾。一是不承认穷队和富队的差别;二是拉通计算工分(统收统分)，造成穷队占富队便宜，懒汉占积极社员便宜，干部不再参加劳动，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出工不出力，“抱着锄头亲热”。大路村和石子山村就是实例。大路村地处城镇附近，有蔬菜、养猪占优势，粮食少，副业多，自产自销收入多。而石子山村(平壤)则离城镇远，以产粮食为主，蔬菜副业少，收入少。

　　(周治国，时任安乐乡第三集体农庄主席、石马河乡乡长，参加了农业合作化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