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石马河土地改革工作的回忆片断

　　口述人：金光

　　川湘公路上，传来了重庆解放的捷报，战士们都不禁高歌起来，同时加快了行军的速度，终于在1949年12月下旬到达了山城重庆。重庆市委给我们分配工作，我被安排到嘉陵江北岸的第十区。老同志石敏九对我说，石马河那边农村需要人手，还是去那里吧!

　　石马河是我参加革命后初次工作的地方，因此印象很深。从区里到石马河有20多里路程，当时每天来回都是步行一条石板路，要经过观音桥、松树桥跨越汉渝路，翻过龙坎山到达南桥寺，才是石马河地区，去石马河街还有一段路，去石子山那边更远了。说实话，一趟路走下来人很累，更难的还是接近群众。我是上海口音，说不来四川话，风俗习惯我也不熟悉，工作起来感到困难。石马河地广人稀，农民穿的一般都是蓝色粗布长衫，腰上缠着绳子，插上吹烟棒和烟荷包，头上包着白帕子，大冷天还穿草鞋，有的腿上打着绑腿在地里干活。他们看我穿着黄军服，用疑惑的眼光看我，我也不了解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的情况如何，怎么着手做他们思想工作，这真把我难住了。此时心想，党教导我们，接近群众的好方法是要从生活上关心他们，问寒问暖，关心他们的劳动、生活，从而宣传党的政策，使其了解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我主动接近他们，帮他们做事，我向他们学习田、土面积及产量、斗、担计算，一年种几茬庄稼，喂猪、养家禽搞副业到他们具体生活状况，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佃客和“绅粮”的关系，从押金、交租、送礼、无偿劳役的剥削到地方上保长、甲长、民团、袍哥“舵把子”对他们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深受苦难不仅使我受到阶级教育，还了解石马河不少情况。不进行土地改革，不消灭地主阶级，不推翻封建制度，中国农民翻不了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会彻底。有了这样的认识，工作也来劲，再苦也不怕。

　　在石马河乡工作时，我记忆较深的是和贫农王绥明的交往。一次下基层，天下着濛濛细雨，初春寒风阵阵，去石子山桂花园方向的山梁上有家独户，在寒风中很显凄清。这就是贫农居住的，我爬上山梁，走近一看是座草房，屋顶上的麦杆已经发黑还长些杂草，夹壁墙涂的泥巴也在脱落，整个房屋歪斜着，房屋柱头也朽了;四面七穿八孔根本挡不住寒风。我从门缝向里看，一片漆黑，我喊了一声：“里面有人吗?”开门的是个青年农民，身子瘦小，脸色黄黑，一身破蓝衣服，冷得他双手插在袖笼内。他惊恐地望着我，为消除他的害怕心理，我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区里的工作人员，来石马河工作的，你别怕。”我进屋什么都看不到，一会儿从破洞射进来亮光，才看到有架农村粗木床，床旁有口烧柴火的灶，已经熏得漆黑，灶旁堆着柴火，一张方桌上放些碗筷，有条板凳和几样简单的农具。屋梁还有不少烟灰吊吊。他告诉我，只种几块薄地瘦土，生活艰难，并带我看了他种的几块土。我说：“土地改革分田分土后生活会好起来的，我以后还会多来。”以后的日子我们往来多了，他介绍了不少情况。当时农民存在“国民党要打回来”的顾虑，敌人也造谣“共产党呆不长”。具体情况是农村封建基础根本没有触动，地方反动势力的影响还存在。我们通过积极分子串联开展工作。我通过王绥明认识结交不少农民朋友，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像戴锡之、石绍全、赵明清等。根据区里部署，通过积极分子向农民宣传解放大陈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剿匪胜利等大好形势，说明我们有解放军、人民政府作后盾。特别是“3.13”对反革命大逮捕更是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消除了群众的顾虑，骨干分子纷纷涌现，我们工作也进一步开展了。工作组也撤到石马河裴家祠堂。不久区里布置征粮任务，国民党溃退前已征过粮，为解决当时财政困难，根据上级指示重点找殷实户、余粮大户，对一般户采取减免政策。我们通过积极分子调查摸底排队，进行评估确定征收数量，落实上级征收任务。在征收过程中，有些地主抗粮，耍阴谋诡计，我们揭穿他们的阴谋，交待政策进行斗争。征粮锻炼和考验了积极分子，同时也锻炼提高了自己，我们胜利完成了征粮任务。

　　1950年秋季开展减租退押反霸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镇压恶霸地主颜尔常，把斗争推向前进，积极分子也大批涌现，他们更加信任党，跟着共产党走。通过斗争，王绥明和我关系也更加密切，友情也加深了。减租退押的胜利完成，使土地改革的条件成熟，我们加快了斗争的部署。1951年春天，江北区的土地改革作为西南区和川东区的试点，进行得很顺利，很红火。

　　(金光，随军进军西南，进入江北，在石马河开展征粮、减租退押、反霸、土地改革等革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