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九区的一些回忆

　　口述人：华文、叶佩

　　我们在行军途中得知1949年9月重庆发生了“九二”火灾。之后，形势发生突变，二野12军先遣部队在白马山全歼了宋希濂部，宋希濂部溃败逃窜川西，解放大军直逼重庆，重庆解放迫在旦夕。二野总部命令全军(包括西南服务团)战士，加快行军速度，急行军日走80华里。上级要求，解放到哪里，接管就要跟到哪里。故到达彭水县后，为了迎接重庆解放，先抽调一批县处级以上领导骨干，乘车跟随解放军先遣部队一道进城。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锡联司令员兼军管会主任。接着与解放军一起进城的县处级领导骨干按国民党政府原先的行政区域建制，分配到各区和市级各单位，承担接管初期的接管任务。

　　最先被分配到江北城接管旧政权九区的区委书记是13军某团副政委、西南服务团总团干事张宇罄和随身警卫员黄同喜，以及已经到达九区区公所的余国材区长(地下党员，曾任中共云阳县委组织委员，重庆解放前任中共重庆小学工作组组长，重庆解放后任九区区长)。公安支队的于新民也奉命带领部分公安支队干部接管伪警察局九分局，并立即组建九区公安分局，于新民任局长。

　　当时，接管工作关系是垂直领导和条块相结合。接管工作共分为三大块，一是成立中共九区区委，组织党的领导机关。二是成立九区区公所，贯彻落实各项行政工作。三是组建公安九分局，调查摸底，维持社会治安。大批干部经过急行军于1949年12月中旬先后赶到重庆，按编制立即分配到各单位。

　　其中，分配到九区区委、九区区公所的干部有组织工作华文，青年工作叶佩、张承德，宣传工作李文煜、周汝澄、丁端兰、张南，工人工作胡大森、朱革、朱柏青、杨承林，农民工作王树生、汪治、丁丰金、李悦华、李忠诚，行政组李宜梁、陈来贺、孔英英、陈全开、阎勇文(二位是红军干部)，妇女工作韩跃蝶、王皓，区委书记张宇罄，警卫工作黄同喜，炊事员张春华。分配到区公所的有陈高峰、郭如根、高继龙、吴诚之、张慈云。另有留用人员五人。

　　接着，于12月中旬，在江北公园内召开群众大会，宣读市军管会告示，宣讲入城政策，宣告公安九分局和九区区公所成立。会上，区主要领导与群众见了面。

　　那时，战争才结束，重庆刚解放，当务之急的接管工作主要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维持社会治安。1950年，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布后，在区委统一部署下，开展镇反运动。在调查、排查、摸底的基础上，1950年3月13日，在市军管会的统一领导下，全市统一行动，打击逮捕了一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稳定和维持了社会治安，我们站稳了脚跟。

　　在开展镇反运动的同时，根据政务院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大张旗鼓地宣传取缔鸦片烟毒，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禁赌、禁娼活动，取缔旧社会留下的丑恶现象。尤其是取缔卖淫嫖娼活动，经过耐心细致的教育，帮助她们参加劳动生产，安置就业，生活自立，把她们从旧社会逼良为娼的泥坑里解救出来，挽救了一大批失足人员。禁毒、禁赌、禁娼肃清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在短短的时间里解决了社会的一大公害，良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振，赢得广大群众的好评。

　　接管时期生活很艰苦，实行的仍是战争年代的供给制。当时，纪律严明，身穿军管会制服的干部是不能够进馆子就餐的。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区委、区政府的干部每逢星期日，就是全体干部生产劳动的日子，挑粪施肥，人人争先恐后，不分男女，深入田间地头，从事种菜，改善生活，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住的条件更差，大家睡的是木板架子铺上稻草床，每人一条军棉被，统睡统铺。没有办公室，更没有办公桌，吃饭没有餐桌，吃饭时围成一团，双脚蹲地就餐。

　　随着区的建设改变，在1950年6月下旬，原九、十、十六区合并为二区，九区接管工作告一段落。

　　(华文、叶佩，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战士，随军进军西南，进入江北，参加了江北九区江北城的接管工作。)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