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兵工厂护厂斗争始未

　　口述人：卢光特

　　重庆工运的历史源远流长，我们党历来重视对工运的领导。1948年春到重庆解放这一时期，川东和重庆党组织在南京局领导下(特别是在重庆解放前夕)，组织的护厂斗争，乃是重庆工人阶级在白色恐怖下的最后一战，它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的大破坏，为保护重庆工矿企业基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里，履行了自己的阶级义务。

　　1949年6月尾7月初，钱瑛从武汉派姜伯言、张君平回重庆传达南京局的指示。其基本精神是：西南的解放已为期不远(估计在1950年春上)，国民党在败退地区都力图实行彻底的破坏，给我们留下“烂摊子”。我们则相反，要求完整地有秩序地接管城乡。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阻止破坏，保护城乡的完整，利用一切力量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要上(策反与统战)下(发动群众)配合，要把上层工作特别是策反工作提到首位。策反的政策就是“约法八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但这个指示在两月之后(即9月上旬姜伯言、张君平到达后)才传到重庆，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也落后了两个月。

　　根据南京局指示，刘兆丰、蒋仁凤和我研究决定：全党动手护厂护校。我们工运系统立即研究了护厂的部署，我与各“股头”的同志分析上层动态和群众思想，由于有的单位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说：“工厂、机器是我们的衣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我们的同志就利用这种情绪，去宣传鼓动群众，收到很好的效果，连家属也积极响应。感到困难的是上层工作，我们在工厂的党员，多半在下层(过去还力求在下层)，最高的不过技术员、副工程师。平时不接触上层，直到11月间，才打开上层的门路。

　　护厂斗争的领导也有变化，9、10月我们没有估计到重庆会在11月解放。仍由黄友尚、彭吉安、王尧弼等分别传达南京局指示，与各“股头”联系，研究工作。11月初，敌人方面显得紧张了，我们也加快了工作。为加强上层工作的领导，我们决定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一个护厂领导小组，王尧弼负责。王尧弼在抗战初期入党，后来考进交通银行作练习生，长期在职业青年中工作，社会经验较多，适于应付上层人士。刘家彝也是抗战初期党员，长期在工业界工作，是29厂的老职员、副工程师。二人都比黄友尚年长，三人集体研究，处理问题要周到稳妥些。

　　21兵工厂党支部的主要成员有赖宗瑜、蒋金土、郭恒、谢廷梁等。21兵工厂附设一个技工学校，毕业生实际上分在各兵工厂。支部在该校工作较有成效，培养大批进步学生与职工。蒋金士、谢廷梁便通过他们鼓动青年工人，在21厂组成100来人的自卫队。赖宗瑜发起的职工联谊会则主要在职员中活动。家属在村子里以防盗为名组织起来，实际上是防特。在上层方面，赖宗瑜等通过技校校长蒋某与厂长俞濯之发生联系。俞濯之曾是李承干的秘书主任，李承干是国民党的兵工权威，21兵工厂的老厂长，后调伪兵工署，兵工系统许多厂级官员，曾是李承干的部下。1949年10月左右，李承干已去北京，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赖宗瑜用这件事使俞濯之相信党的政策。俞濯之表示愿意为护厂出力，暗示要见到共产党的代表才放心。以前赖宗瑜没亮身份，这时他不得不承认他可以找到共产党。经党支部研究，拟定了谈判的条件和方式，认为需要一个厂外的人出面才好，便由黄友尚到俞濯之的公馆谈判。俞濯之的态度比较真诚，介绍了兵工系统的情况。我们提出三条：俞濯之本人不离厂并号召职工严守岗位;必要时打开仓库，把枪支发给工人自卫;命令工厂的警卫队倒戈。俞濯之同意前两条，第三条他说办不到。后来，赖宗瑜又通过别的关系，把厂警队队长李某某策反过来。这样在重庆解放前夕，厂内唯一的破坏力量就是稽查处。由于停产，各车间关门、门禁封闭，任何人不准通行，稽查处特务威风大灭，纷纷作逃跑准备。到11月28日，敌人派交通警备旅(特务武装)包围工厂、强行运进数百包炸药，放在发电所和工具所、步枪所。交警刚撤离，工人群众就开始拆除炸药。结果工具所、步枪所的尚未引爆就拆完了。发电所的两部发电机(容量1500千瓦)，一部炸了透平，另一部炸了机组。重庆解放后迅速合成一部，恢复了供电。损失最大的是刘家台药库的爆炸，声震市区，附近民房倒塌，伤亡了不少居民。

　　21兵工厂工人在护厂斗争中的英勇气概，涌现了不少的英雄人物。万东康烈士，当特务围厂准备爆破时他担任修机所看守，敌人令他离开，他坚持不走，令他抬炸药，又断然拒绝，特务用枪托把他打成重伤，职工们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吴坤山同志，当时已60岁了，他在拆除炸药时，下定以身护厂的决心，甘冒触发引信的危险，第一个上前抢出炸药，群众一涌而上，赶在引爆时刻拆除了全部炸药。他深受党和工人的尊敬，重庆解放后公推为该厂第一任工会主席。

　　(卢光特，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前后，参与领导了21兵工厂的护厂斗争。后任重庆市委党史工委委员。)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