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在诚善中学的活动

　　口述人：陈俊逸

　　在抗日战争前，江北头塘有一所由私人慈善团体——诚善堂创办的小学，叫诚善小学。抗战胜利后，新办了初中，叫诚善中学(即现重庆市14中学前身)。1949年又增设高中，算是一所完中了。

　　诚善中学的董事长叫赵建成，其子赵琢之任校长。父子俩是重庆巨商，分别任重庆裕大百货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赵琢之既是工商业者，又跻身于国民党政界，学校在他的掌握中，恪守国民党政府法令，为反动统治效力。赵琢之以经商和从政为主，无力管理学校，急于找人代为主持校内工作。

　　1948年，川东和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年底，我在市内以经商作掩护的活动十分困难，正欲改变工作，恰逢诚善中学进步教师陈兴礼，他介绍我到诚善中学工作。我与赵琢之面谈后，他聘我任副校长。从有利于党的活动出发，我接受了聘请。与赵琢之商议后，决定由我主持校内教学和行政事务，并负责新教职员的聘用工作。这对我安排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校任职和掩护党组织有利。

　　1949年元旦，国民党政府见大势已去，发出求和声明。对此，我们并不寄予幻想，仍然严格遵守党的“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的隐蔽方针和“保存力量，迎接解放”的指示，更加警惕敌特的垂死挣扎和突然袭击，避免过激的言论行动或疏忽大意暴露自己。在当时环境下，我们只着力于办好学校，发展诚善中学。

　　我们注重选择师资，对原有教职员，由赵琢之提名，留用了一部分，解聘了不合格的;由我提名，新聘进步人士文宗祥为教务主任，又聘请姚杰(刘兆丰介绍来)、林国华(华蓥山起义后撤到重庆，黄友凡介绍来)、冯自清、余国材、黄至诚、金源道、张茨尧等党员到校作教职员，利用公开的教职员身份，掩护党组织的活动。

　　1949年下半年，李佑沛、高慧芬夫妇受党组织的指示，分别从正中书局、蜀都中学到诚善中学任训育主任和高中语文教师。加上陈兴礼、陈学志、郑家声等进步同志，全校20多名教职员中，进步力量居绝对优势，学校实际被地下党控制。

　　在教学中，我们注重引导学生关心国事，寻求真理。

　　在学校，我们注意发挥学生自治会的作用，取消压制学生的不合理规定，体现民主管理。

　　在国民党统治下，在物价成千成万倍飞涨的恶劣环境里，我们尽力保障师生生活，将开学时所收伙食费全部购成实物或兑换成银元，力求减少损失，维护师生利益。

　　我初到诚善中学时，只有初中，我积极建议：发展学校，增办高中。这一建议被赵氏父子采纳。董事长赵建成热心办学，拿出田地产800亩作校产，出资扩建校舍，添置设备;校长赵琢之及时办理立案手续。1949年下期，高中部正式招生。全校又新安装了电灯，重庆解放前夕，校内基建仍在进行。诚善中学的党员，以发展诚善中学的实绩迎接了解放。

　　诚善中学的不少开明措施，因不合反动当局要求，也与校内少数人有利害冲突，特务部门和校内反动分子，便传说诚善有“共党”活动，要清查。1949年上半年，因林国华老师教唱进步歌曲，引起特务注意，于学期结束时，自动转移。1949年10月朱某某、钱某某两个特务到校找学校负责人查一戴眼镜的数学教师(估计是姚杰)说他有“共党”嫌疑。这次由我接洽，我一面向他们说明学校名誉董事长是杨森，校长赵琢之是“三青团”负责人，这里管得很严，没有发现“异党”活动;一面派人告诉姚杰借故离校;同时还由事务主任出面招待两个特务，并送去50块银元，总算应付过去了。直到重庆解放，隐蔽在诚善中学的党员无一人发生安全问题。重庆解放后，他们分别由西南局、川东区党委和重庆市委分配工作，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陈俊逸，时任诚善中学副校长，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