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新声中学的前后

　　口述人：萧依默

　　1949年，国民党政府处于政治、经济、军事总崩溃的前夕。广大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破竹之势正向西南挺进，在此形势下，几个穷青年筹建起新声中学来了。

　　当时，山城革命群众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运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革命的“第二条战线”。地下党员陈晓东和郑宇、袁一志等，多次商议办一所中学作为“据点”，以便配合解放大军进军西南。

　　1949年3月，我和陈晓东、郑宇参加了“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斗争，在四维学校呆不下去了，乃先后离校，打算筹建新声中学。4月初，我们租江北陈家馆河街民房栖身，继而通过关系，取得十区区长陈秉国、社会人士刘逸驷等的支持帮助，租下齐家花园作校址办校。几个同志4月21日被21兵工厂稽查队拘捕，后经陈秉国保释才获得自由。

　　为了闯过伪教育局的备案关，请了一位颇有名望的老书画家柯璜任董事长。刘逸驷任副董事长，王文彬、罗承烈、陈秉国、黄升之、张鉴虞、袁一志和我等人为董事。校务委员会由郑宇、袁一志、陈晓东、王镜虞、刘治柳、周述之、萧剑波、冯克生、袁宗文、游绍彬、傅呜亚、高岚、郎自牧等组成。我任主任委员兼校长，郑宇任教导主任兼负筹备经费之责，袁一志任总务主任。

　　筹备伊始，先由我和郑宇、刘治柳、周述之各凑25块银元作开办费。后经冯克生帮借200块银元，将齐家花园租下作校址。在单位工作的肖剑波、冯克生、郑玉成、李文诗、郑维、王镜虞等人将微薄的工资省出部分支援办校，尤可贵者，生活困难的工人周德明还捐献棉纱一锭。以后柯璜老先生办画展帮助筹集三四百元，郑宇依靠涪陵地下党的支持，筹集到四五百块银元，办校基金初步解决。

　　秋天，学校招收两个初中班约100人，学生成份90%是工农子弟。桌凳由陈秉国在辖区小学中调用。教职工10多人，以校为家，只吃饭，不拿工资，仅支极少的理发费。陈晓东、傅鸣亚等开始还自交伙食费。学校图书室的数百册进步书籍以及部分用具，全是老师们捐赠的，连学校计时的挂钟都是袁宗文帮借的。新声中学的奠基者们像一群拓荒者，在党的引导下，披荆斩棘，排除困难，创立了新天地。

　　学校办起来了，校园里充满了活泼、进步的勃勃生气，《山那边哟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南泥湾》等新歌，在新声中学嘹亮地唱响，秧歌舞也欢快地跳着，有时还有学生家长参加。我们沉浸在希望中，而反动派则极端仇恨。校内外常有伪装的学生欺负我校学生之事，他们喊出“打共产党娃儿”，伪警察局的鹰犬也常在新声中学进出，搞特务活动。新声中学学生陈芳苏把这个情况向其父陈秉国讲了，陈秉国找伪局长侯凤章说：“新声中学的事你少管，出了事我负责。”侯凤章慑于陈秉国的权势，才撤走了反动警察。

　　团结友爱的集体，勤奋好学的风尚，是新声中学的新气象。学习上尊师爱生，生活上嘘寒问暖，学生有疾时，老师请医送药，对穷困学生，也常凑钱帮助解决学费、食宿。

　　学校伙食、住宿、活动场所均差，图书、仪器尤缺。但学生勤奋好学，遵守校规，精神面貌很好。球赛、周末晚会、歌咏比赛、班级联欢等活动经常举行。课外活动或休息时，嘹亮的歌声响彻齐家花园。

　　这些新气象与学校民主自由气氛是分不开的，早期有学生自治会、班委会、家长委员会的组织。学校工作和教学上的问题，常征询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学生代表参加学校某些会议提出批评和建议。学生在知识、品德上的显著进步，博得家长们嘉许。为改变油灯照明，家长们主动捐献旧电线、旧器材，用旧树子和竹杆当电桩，义务安装，给我们送来了“光明”。

　　教学上我们也进行更新，启发式代替了注入式，说服教育代替了体罚。教材上甩掉了公民课，代之以时事、新闻。同时采取小组座谈、互学互助、讨论会、家长督促等形式配合教学。老师的进步思想对学生影响颇深，女学生董福贞，父亲是国民党要员，临去台湾时要女儿一道走，经老师教育说服后，她拒绝与父亲同行，留在新声中学继续读书。

　　热爱劳动是新声中学的特色。师生们共同养猪以改善伙食，搞校务劳动以节约开支。重庆解放初期，区政府将观音桥一所旧房屋折卸的材料，拨交学校使用，师生们全体动员将其搬回，帮助工人建成四间简易教室。

　　学校职工生活清苦，盐巴、辣椒当菜乃家常便饭。有一天断炊了，上课时间到了，老师仍去上课。由于炊事员不留意，把“消息”走漏了，学生们跑回家去取米、拿面，有的家长送米、送菜，师生情感弥深，至今难忘，无怪老师们发誓要教好学生以谢厚意。

　　十区区长陈秉国依靠我们几个年轻人把学校办起来，他觉得险上有光彩，而我们又深知要利用他，学校才能巩固下去。4月21日我们被抓，陈秉国保释我们后，我们对他有了一个好印象。随着建校工作的进展，陈秉国更加接近，对他的为人作风增加了了解。他身为区长，还参加家务与农业劳动，生活俭朴，少官僚恶习，这就加深我们对他的好感。经我和陈晓东、郑宇研究分析，一致认为陈秉国是有可能争取的。陈晓东便利用他的叔父和陈秉国是“兰交弟兄”的关系，以晚辈的身份经常对他做工作。

　　重庆解放前夕，反动派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江北区街道上却只有“安民告示”没有反共的布告标语，加上陈秉国在治安秩序上、经费上给我们的支持、帮助，使我们对他的争取更有了信心。新声中学便形成了策动十区起义的“据点”。

　　解放军胜利进军西南，国民党大小官员惶惶不可终日，陈秉国也不例外，由于彼此间有了深交，他就谈到像他这种人，共产党来了是否会杀头?我们也利用他这种矛盾心理，向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11月20日左右，我和郑宇冒着风险到陈秉国家里，严正劝告他不要跟反动派逃跑，应把他管辖的地方武装用来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工厂、企业，等待接管，弃暗投明。陈秉国完全接受了忠告，并立即派人动用了猫儿石地区的积谷，又向米商刘森荣借粮，广为储粮。还与21兵工厂厂长俞濯之联系，俞濯之答应拨部分机枪给我们(后因俞濯之在厂内被敌特扣留，此计划未能实现)，为重庆市的解放斗争作好必要的准备。

　　十一月二十七八日，人心极度不安，附近居民和许多学生家长纷纷涌入学校躲避，加之伪警察局有整烂了新声中学才走之说，紧张气氛陡增。郑宇等要陈秉国派兵护校。陈秉国当即指令陈绍武带一连人进驻学校，当面交待，该连直接受校方指挥，同时他将自卫手枪交学校使用，两挺机枪分别摆在学校大门及凉亭上，并由学校派略具军事常识的肖剑波、冯克生参加到军队里工作。与此同时，郑宇会同陈秉国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警察局长侯凤章的100多人缴械，从而扭转了江北地区的局势，稳定了学校师生及广大群众的情绪，还在五里店、读书梁等处布置了军队，防止散兵游勇的破坏。随即陈秉国以十区三组织(区长、区自卫总队长、反共保民军第二师四团团长)头头的名义，在区公所正式宣布起义。29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抵达江北，人民欢呼解放，纷纷向学校要五星红旗，以迎接自己的军队。按照军代表焦成的指示，新声中学师生组成宣传队，去各街道居民区宣传共产党、解放军的纪律和政策。1952年，新声中学由市人民政府接办，改名为第18中学。

　　(萧依默，创办新声中学，时任新声中学董事、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校长。)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