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一”学生运动中的民建中学

　　口述人：胡正笃

　　“‘四二一’哗啦啦，有志青年斗顽寡，讨伐怒吼震天涯，‘国民政府’垮!垮!垮!”这是1949年春重庆学生运动中呼喊的一句啦啦词。

　　1949年春，重庆市物价飞涨，百业凋蔽，人心惶惶，社会急剧动荡。国民党政府月月拖欠公立学校的拨款，致使部分学校面临断炊境地。为了活命，中央工校、女师学院、川教院、重庆大学、重庆中学等校师生罢课罢教，学生走向街头义卖义演，为老师募捐，提出了“争温饱、争生存”的口号，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全市各公立中学均投入了运动。

　　3月中旬，外校同学来民建中学联络，我参与了接待工作。鉴于当时的形势和民建中学的处境，3月份内，我们没有公开宣传罢课。中旬，我们派出联络员与适存高商、蜀都中学、重庆大学、重庆中学、树人中学、南开中学、中央工校、省女职校、正阳学院等校联络。校内举行了时事座谈会、出墙报，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在潘其江、程灼华、熊尚源、朱郁村、秦志如等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

　　4月1日，国民党当局屠杀南京要求政府接受中共八项和谈条件的学生，消息传来，民建中学师生义愤填膺，纷纷走出教室，投入到学生运动中。我们出墙报、写传单、声讨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声援南京同学的正义斗争。黄坤瑜主编的学生会会刊、曾旗主编的《团结》都出了专刊。《团结》的专刊十分醒目，刊头鲜血四溅，社论犀利泼辣，有篇文章提出了15个为什么，切中了国民党的要害，吸引了不少读者，具有很大的鼓动性。我们还把外校送来的传单和宣传品翻印出来张贴在校内。我们组织同学唱革命歌曲，跳健康的集体舞。《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哟好地方》《跌倒算什么》《古怪歌》《薪水是个大活宝》等革命歌曲成了团结同学、鼓舞斗志的精神武器。每天晚饭前后，上百的师生自动聚在校园里跳秧歌舞、团结舞、对脚舞，场面十分壮观，气氛非常热烈。当时，革命歌舞具有很大的凝聚力，通过歌舞活动，把同学团结动员到运动中来。

　　4月初，重庆大学、重庆中学先后举行了声讨大会、追悼大会、营火晚会。我校派代表参加了这些大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重庆中学晚会上演出的《赴美淘金记》。该剧揭露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勾结的丑恶行径。宋美龄由男同学扮演，把奴颜媚骨的丑态刻划得维妙维肖，博得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在数千名观众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我激动得振臂呼喊，称赞该剧揭露得好!我校的团结舞，在重庆大学和市一中晚会上演出，也受到各校热烈欢迎。

　　这时全市各校先后宣布罢课，并成立了“四一”后援会。4月11日下午，民建中学举行声讨大会，同学们自动走上讲台，慷慨陈词，情绪十分激昂。“活不了、活不了，大家起来争温饱”“争温饱、争温饱，全校同学团结好”等啦啦词此起彼伏，响彻大厅。大会正式宣布全校罢课，教室里剩下的几个同学也卷入了运动。

　　鉴于学生运动规模大，工作多，我们成立了联络组、宣传组、歌咏组、总务组。在熊尚源老师倡议下还成立了纠察队。联络组由我和李积珍负责，纠察队由王能仁负责。纠察队的任务是注意来我校人员的行动，晚上轮流守大门，以防不测。

　　我们与校外的联系更加广泛了，联系内容已由一般的联络串联、情况交流，发展到对反动势力控制较严的后进学校的发动和突破。由于通惠中学和中正中学学校当局的政治原因，学生运动受到压抑，迟迟未发动起来，我们先后派出20多人的大型宣传队进入该校。当我们进入通惠中学并开始宣传时，一个自称该校负责人的胖子出来打断我们的演讲，吆喝学生回教室去，然后问我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是“市争联”派来的，并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为什么阻挠我们的宣传。他看我们来势不小，预感到硬碰不行，招呼我们到会客室坐下，东拉西扯，想把时间磨蹭过去。我们很快识破了他的伎俩，将计就计，留少数人与之周旋，多数人则溜了出去，继续开展宣传。我们的宣传义正词严，情真意切，得到了很多同学的理解和支持，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中正中学的负责人比通惠中学更反动，不准我们宣传队进校。正当我们据理力争时，下课铃响了，许多同学拥上前来，我们立即宣传鼓动，博得该校同学阵阵掌声，并一道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历史潮流不可抵挡，顽固堡垒被突破，中正中学也投入了学运的大潮流。

　　4月5日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四一”血案后援会后，民建中学派我和李积珍参加其工作。稍后，我就住进重庆大学，直接参加重庆市学生争生存、争温饱联合会的工作。不时回校传达“市争联”的决定和各校信息，听取潘其江、熊尚源等老师的指示，把他们的意见作为民建中学的意见带到“市争联”去。

　　4月15日，“市争联”决定于21日举行全市大游行。我立即赶回学校传达，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斗争进入了高潮。潘其江、程灼华老师却冷静下来思索前进的每一个细节，游行时可能碰到的种种问题，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都在他们的考虑之中。

　　我们学校没有围墙，运动开始后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于操场。校长吴宇同曾集合学生在操场讲话，希望大家以学业为重，不要罢课游行，这是学校领导故意做给外人看的一个假动作，我们所有进步学生都是理解的。

　　不出所料，国民党政府在游行之前的19日凌晨宣布全市戒严，顷刻之间大街小巷军警林立，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一时交通断绝，商店关门，灯火也被管制起来，整个重庆像一座死城。我正住在重庆大学，突然戒严，过不了河，不知河对岸民建中学同学们的情况怎么样，心里正着急，忽然重庆大学的同学们跑来说：“民建中学隔河喊话了，啦啦词听得很清楚，真痛快!”这一消息，使我激动异常!第二天下午，我也来到重庆大学临江路上，参加了重庆大学同学与民建中学同学隔河互喊啦啦词的行列。嘉陵江两岸，对江欢呼，声震云霄，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难忘。

　　后来知道，在戒严的三天里，民建中学的师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仍然团结一致，坚持斗争。19日下午由熊尚源老师出面召开会议，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几条对策：1.不要擅离学校，以免发生意外。2.加强警戒，日夜巡逻，如遇军警抓人，纠察队首先与之周旋，以争取时间。3.广泛团结同学，鼓舞斗志。4.尽快与重庆大学“市争联”取得联系，参加全市的统一行动。校外联系中断了，民建中学顿时成了一个孤岛，人人感到命运相依，团结更加紧密。在女生宿舍外面的高地上，大家席地而坐，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歌声那么深沉，那么嘹亮。这发自肺腑的歌声是号角、是力量、是希望。大家唱着歌，结伴而行，走到女生宿舍侧面的岩石上，与重庆大学隔江相望。大家明白，重庆大学处于漩涡中心，大家希望传来“市争联”的消息，关心“市争联”全体代表的安全。但天上阴云密布，脚下江水滔滔，唯有对岸临江路上的行人依稀可见。一个新奇的念头产生了：可不可以向临江路上的行人喊话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不行、听不见。”“难道这么多人齐声高喊也听不见么?“试试看。”于是大家齐声喊话：“重大，重大，民建向你喊话。”一次、两次、三次，洪亮的喊话声越过嘉陵江，飞向学运的民主堡垒——重庆大学。重庆大学的同学们听见了，“市争联”的代表听见了，他们遥望民建中学战友，用相同的方式作了回答：“听见了，重大向民建问好。”这一联系渠道的开辟，清除了同学们的孤立感，大家奔走相告，喜笑而归。老师们赞叹：奇迹，奇迹!第二天傍晚，双方又进行了喊话、致意、问好、传递信息。

　　后来，国民党政府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戒严后又派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张笃伦、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和一个省督学来到重庆大学，要求与“市争联”的代表见面。“市争联”主要负责人向绍南觉得事关重大，个人难以作出决定，立即召开“市争联”全体会议(由各校代表联合组成，我是民建中学代表，参与了这一过程)商讨对策。会上，有的代表提出不理他们，因为当时交通已经断绝，舆论工具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的声音传不出去，只要接待了他们，他们就可大做文章，可能公开造谣说“市争联”接受了戒严令，于运动不利。但多数代表(包括我本人)则认为：我们原就打算大游行后到西南长官公署请愿，他们既然来了，正是我们表达群众意见，反映自己要求的好机会。会议决定由全体代表集体接待他们，每个代表可以自由发言。

　　接着，张笃伦等三人由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陪同来到会场(重庆大学理学院)，他们虚伪地向我们代表点头致意，代表们纹丝不动，表情严肃。向绍南首先致词，他说，由于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弄得民不聊生，老师没饭吃，怎样教书，学生没饭吃，怎能念书，我们被追罢课，准备游行请愿，可是，政府突然宣布戒严，是何居心?请张群长官向全市学生代表作出负责答复。

　　张笃伦摆动肥胖的身躯，慢条斯理地说，我从湖北回川不久，离川时就惦记着四川父老，回来一看，百业不兴。但是，戡乱建国……张笃伦话音未落，一个个学生代表冲着发问：“政府既和谈，还讲什么戡乱?”“公立学校的经费为什么没有着落?”“为什么要戒严?”“是不是又要逮捕学生?我们的安全有无保证?”一个个问题像连珠炮式发出，张笃伦试图辩解，他的话全被一个个代表的发言所盖住，谁也听不见。张笃伦面红耳赤，狼狈不堪。这时会场外面走廊上啦啦队啦开了：“代表们，不要怕，不受宰割，不受分化”“争生存、争温饱，不达目的，罢课定了”“撤销戒严令，还我自由!”接着唱起“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歌声鼓舞着代表们的斗志，气得张笃伦龟缩一隅，无计可施。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范众渠起立讲话，他以民意代表自居，强装笑脸，显得很随和地既说师生们是有实际困难，又说戒严措施是迫不得已，一再要求大家：只要不游行，不请愿，保证安全。省督学很嚣张地说，只要好好上课，还可继续留校读书，如果再闹下去，我就很难说什么了。他的话遭到代表们强烈抨击。张笃伦眼看软的一手不能得逞，想溜之大吉。大家要求去长官公署请愿。他们为了摆脱困境，只好答应派车护送，保证安全归来。

　　很快，两辆大卡车满载学生代表，划破死寂的夜空，向长官公署进发，到达长官公署后，公署的秘书长徐思平拒不答应代表任何要求，一切推说张群不在重庆，他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请愿无结果而归。这时重庆市地下党分析形势，认为学生运动目的已经达到，眼看和谈破裂，反动军警可能对学生实行武力镇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通过“市争联”作出了分区游行的决定。

　　这一决定传到民建中学，民建中学党组织通过学生骨干做工作，整顿队伍，于21日沿江游行至石门、盘溪而归。沿途船工、市民和商贩都向我们投以同情的目光。

　　“市争联”的工作接近尾声，我欲赶回学校，但渡船被军警扣留，唯有造纸印刷校一艘公务船停在中渡口，船工听我表明身份和意图后，不顾个人安危，将我偷渡过河。船行至江中，被军警发现，迅速开船追赶，并命令停船。我们加速划行，船刚一靠岸，我们就飞快地跑了。军警赶来，也无可奈何了。

　　21日晚上，潘其江老师对我说，学生运动高潮已经过去，吸取1947年6月1日的教训，运动中抛头露面的人物要转移。他们当晚就将我安排在造纸厂一同志家过夜，第二天戒严解除后，蒋维彦、马永淮、黄坤瑜和我就一道离校，向乡下转移。稍后，李光仪、王能仁、朱芳世等大批骨干先后离校，留下汪婉修、肖兰芬、刘忠孝等小同学坚持战斗到黎明。

　　3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当时，学生运动震撼山城，动摇了国民党在重庆统治的根基，起到了雄鸡报晓的作用。我自己也和全体同学一样，经受了一次实际斗争的锻炼，政治思想上得到了提高。回顾过去，重庆地下党组织对运动的策略是成功的。民建中学党组织和老师们，对形势的分析、对时机的选择，对工作的部署都无懈可击。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既勇于进击，又善于退却，以致奉命专门监视蜀都中学和民建中学学生运动的伪警察局14分局石门分驻所一无所获。他们在向其上司的报告中称：“民建中学除派代表前往沙坪坝等地参加开会外，其他行动均属良好。”我们躲过了敌特的监视，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保存了力量，迎接了解放。

　　(胡正笃，当时是民建中学学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学校的“四二一”学生运动，后任四川省第二党校科社教研室主任。)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