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蜀都中学参加抗暴运动始末

　　口述人：左琳华

　　初到蜀都中学

　　1946年暑假，因搞学生运动，罗玉清被文德女中开除，我被默退。当时我们已读完高中二年级，一般学校高中三年级不招插班生，转学很困难。就在这为难的时候，蜀都中学向我们伸出了援救之手。

　　我们拿着《中国学生导报》社负责人陈以文(重庆解放前夕在渣滓洞牺牲)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写的一封介绍信，找到了蜀都中学的教务主任张仲明。在一间狭小的办公室兼寝室的简陋房间里，张仲明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即出了一则作文题和几道数学题，作为入学考试。我们两个一横一竖地挤在那张仅有的书桌上，花了两个多小时，较容易地完成了试题。张仲明阅了试卷，立即宣布：“录取了。”我们心里明白，他专门为我们两个人出题，考题又这么容易，这是为了例行手续，以免日后遇上麻烦。

　　蜀都中学对于受迫害的进步同学总是大力援助，在我们两个人之前，文德女中的《中国学生导报》社员孔庆伦和殷治华已转学到了这里。从万县来渝的进步同学彭孝庄，身无分文，也在这里继续上学。这是一所进步的、充满活力、闪跃着民主光芒的学校。

　　我们到校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的活动也进入了蜀都中学。陈以文开始是每周，以后是间周来学校一次，给我们讲解当前的政治形势，带来学习资料，并指导我们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抗暴”游行

　　1946年12月24日晚，在北平，我们的姐妹被奸污，我们的民族被侮辱，我们国家的尊严被践踏，是可忍孰不可忍?重庆各大中学行动起来了，蜀都中学站在全市中等学校的前列，也行动起来了。陈以文及时到校配合学校领导指导开展运动。我们高一班义不容辞地成为本校参加运动的骨干力量。经罗玉清、康电等进步同学商量，研究推选我为蜀都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抗暴”斗争活动。

　　这时，陈以文向我交待了两件事：1.形势复杂，为了确保斗争胜利，我们将邀约进步的学生代表和进步的新闻记者举行一次会议，对有关问题商讨研究，以便统一行动。会议的时间、地点，由重庆大学《中国学生导报》社员谢会娥来通知。2.参加“抗暴”斗争的一些会议要谨慎，要注意掩护自己。如果要签名，最好用化名，不要把自己家里的地址告诉记者，不要让记者约你单独采访。他还特别补充：“哪怕他称是《新华日报》的记者，也不要轻信。”

　　1月2日，谢会娥来校通知我第二天去城里基督教青年会开会。次日下午，我走进青年会会堂，已到二三十位学生代表和新闻记者，我在大桌边的空位子上坐下。有人送来签到簿，在簿上“出席学校”栏内，我写了“蜀都中学”四个字，下边“代表”栏内，我犹豫了一下，签上了“林玲”两个字。以后每次签到我都用此化名，有时也用“林凌”。

　　这次出席的各校学生代表和新闻记者有100余人。会上代表们一致决议：自即日起，全市各校正式罢课，并定于下星期一，即1月6日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游行后才复课。接着又商讨了大游行的一些筹备事宜，其中着重讨论了标语和口号问题。

　　大游行标语和口号，拟定了好几条，大家特别讨论了“美军滚出中国去!”这一条。因为国民党反动政府企图转移斗争目标，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提出“一切外国军队滚出中国去!”这是暗射苏联红军帮助我们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东北三省，当时尚未撒离的现实。大家一致认为，这次游行是抗议美军的暴行，美军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这次又强奸了我们的女同学，我们一定要驱逐出境。如果提出驱逐一切外国军队，势必打一场大混仗，让作恶多端的美军趁机溜脱，我们决不上这个当，一定要对准目标，制定统一的口号。大家同声高呼：“美军滚出中国去!”

　　会上代表们慷慨激昂，目标一致，意见统一，会议开得很成功。

　　1月4日，“抗暴联”联络组的负责人，重庆大学的学生代表谢立璟通知我去重庆大学开会。4日下午，我赶到重庆大学理学院二楼一间大教室，见已坐满了各大中学校100多位学生代表，许多记者进进出出，会场比较杂乱。这次会议主要是商讨有关大游行的一些具体工作的安排。

　　会议刚开始，捍卫中学的一个代表跳起来大声吵嚷：要驱逐一切外国军队出境，中央工校的代表随声附和。进步的学生代表早有思想准备，大家据理驳斥，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舌战。少数几个反对派终于理屈词穷，败下阵来，中央工校的代表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扬言不参加统一的大游行，捍卫中学的代表被孤立了，便不再坚持反对立场，会议顺利进行。大家详细讨论了大游行标语和口号的制作、集合地点、行进路线等具体事项。

　　当天下午开完会，我回校与罗玉清、康电等商量后，连夜召开全校同学大会，由我传达“抗暴联”的会议精神，组织1月6日的示威游行。学校以教务主任张仲民为首的老师们都积极领导和参加了这一行动，还特地为游行的同学准备干粮。

　　6日凌晨，全体同学三点多钟起床，四点钟整队出发，张仲明主任亲自跟随队伍，照应同学们依次登上石门江边的小木船，一船一船地平安渡到对岸的渡口。

　　天刚亮，我们在重庆大学大操场，与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南开中学、市立第一中学、树人中学、民建中学以及头天从北碚赶到的乡村建设学院等校的同学汇合后，七点钟，以重庆大学为先导，高举白布红字的“重庆市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游行大会”的旗帜，精神抖擞地徒步向市中区进发。罗玉清是蜀都中学的领队，负责带领本校的游行队伍，我是蜀都中学的总联络，胸前挂了“抗暴联”统一制作的“联络”标志，在队伍前前后后作好校际联系，并组织呼口号。

　　上午十点多钟，游行队伍到达上清寺。在求精中学集合的市中区的一批学校，他们已把队伍带到这里等候，见到我们到来，热烈欢呼，使我们顿时忘却了长途跋涉的劳累。大游行正式开始，游行队伍由四人一排增为六人一排，浩浩荡荡向两路口前进，又与在两浮支路和南区公园集中等候的九龙坡和南岸地区学校的同学汇合，继续向抗战胜利纪功碑(现解放碑)进发。

　　市中区商店响应同学们的正义行动，罢市一天，停止营业。道路两旁挤满观看的人群。许多观众和我们一道高呼：“同胞们联合起来反抗美军暴行!”“美军滚出中国去!”愤怒的讨伐声响彻云霄，震撼山城。“抗暴联”宣传组的同学们，抱着一大叠彩色纸书写的标语口号和抗议漫画，提着浆糊桶，沿途张贴。游行队伍中有些初中部年龄较小的同学，走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仍然不断高呼口号，这激昂、壮烈的情景，真是惊天地、泣鬼神!

　　游行队伍经抗战胜利纪功碑、小什字到林森路(现解放路)抵达“行辕”(国民党政府西南地区最高行政机关)，“抗暴联”的学生代表进去请愿、递交抗议书后，游行队伍游行到南区公园才停止前进。我们前头队伍到达公园时，游行队伍的尾部才刚刚经过“行辕”。前后距离好几华里，可见队伍行列之长，游行人数之多，实属空前。当时初步统计，参加游行的大中学校有60多所，同学有15000多人。

　　游行队伍到达南区公园结束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我们蜀都中学的同学们在公园就地休息，拿出携带的馒头，席地用餐。附近的茶水站给同学们送来一碗碗热开水和老荫茶解渴佐餐。同学们从半夜起床一直不停地步行、站立、步行达十多小时，虽然十分疲备，都满怀豪情地完成了一天的游行活动。

　　下午三点多钟，同学们纷纷离队，各自回家。家不在城的同学，突然看见张仲明和黄至诚等几位老师走过来了。原来他们一直跟随着队伍呀!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我心底涌起一股崇敬之情，多么好的学校，多么进步的老师，多么深厚的师生情谊，这是世间难以找到的呀!

　　战斗在继续

　　大游行后，1月8日，各校同学先后复课，学生代表们碰了一下头，决定将运动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寒假期中，组织宣传队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尤其是江北和北碚等边远地区，更要特别加强宣传活动，以扩大影响。

　　2月5日，“抗暴联”宣传队在江北公园遭到特务的殴打，多人受伤。学生代表于2月6日去“行辕”和市政府请愿、抗议。2月8日，“抗暴联”宣传队在市区大同路又遭特务们的袭击，我校高一班的康电和高二班的范昌芝同学被特务打伤，送进了医院。同学们愤怒极了，发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誓言。尽管新学期刚开学，2月10日，我们蜀都中学和重庆大学、女师学院、市一中等学校一道，就首先实行罢课一周，以示抗议。接着西南学院、育才中学等校也响应罢课，一场席卷全市的大规模罢课斗争开始了。

　　反动政府慌了手脚，市长张笃伦、警备司令孙元良、“行辕”秘书长刘寿明纷纷发表讲话，一方面答应追查凶手，一方面恫吓威胁。孙元良公然宣布：“明令取缔、解散抗暴联组织。”这时国民党的军队已在进攻解放区，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反动派已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的局面已经破裂，学生运动也将遭到镇压。罢课一周后，2月23日，“抗暴联”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总结“抗暴联”前段时期的工作，确定今后的任务，主要是转向日常的宣传活动，而进步的学生代表们则由公开的集会，转向秘密的串联活动。

　　5月20日，国民党军警特务分别在南京和天津制造事端，打伤了游行示威的学生多人。消息传来，进步的学生代表们秘密碰头后，决定于5月底在重庆大学召开一次全市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响应宁、沪、平、津的罢课斗争。

　　这时正遇上我们高中毕业班的期中考试，这次考试将作为毕业成绩，我不能缺席。因此，只好请高二班的进步同学们，另选秦遂隆、邓宦荣、李多明同学去参加5月底在重庆大学召开的学生代表会议。秦遂隆同学参加这次会议后就遭到了被捕的厄运，后经学校营救出狱。

　　(左琳华，蜀都中学学生，被推选为蜀都中学学生代表，任总联络，参加“抗暴”斗争活动，后任重庆市计委处长。)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