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黄立森
我于1945年秋考入重庆市立造纸印刷职业专科学校高造班读书。因为学生完全享受公费,校方对学生要求极严,规定:凡一门主课不及格者,即斥退离校。因此,该校读书风气特浓。我初进学校的第一年,也只有埋头读书,无暇顾及他事。
第二年换了校长,由中央大学化工系主任杜长明博士接任校长。他是位化工专家,忠厚长者,深得学生爱戴。这年教育部打算停止我校公费,改由学生自己拿钱吃饭。消息传来,全校学生深感不安,大家无心读书,主动罢课。在学校自治会主持下,由各班推选一名代表与校长谈判,学生要求校长亲赴南京呈请主管当局收回决定,仍实行公费。校长接受了学生的意见,最后取得了胜利,学生结束了罢课。
在这次我校的学运中,我和尹晴岚同时被推为班代表,参加了罢课后的组织、宣传和开展活动等工作。在接触中,我们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很一致:痛恨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挑起内战的倒行逆施;寄挽救民族危亡、救民于水火的重任于中共。我们渐渐地成了莫逆之交。后来我知道尹晴岚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对造纸印刷校学运的开展也起着重要作用。
1947年1月,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重庆学生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重庆大学邀请各校代表到理学院开会,共商抗议美军暴行的有关事宜。我校学生自治会接到通知后却按兵不动,不派代表参加会议,令人焦急。我找尹晴岚商量怎么办,尹晴岚说:“你写个呼吁出去,发动群众响应。”我照尹晴岚的意见,以“一群同学”的名义贴出呼吁书后,果然各班级同学纷纷响应,敦促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有关活动。学生自治会动起来了,我和尹晴岚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的对外联络员,被派往重庆大学开学生代表会。在重大召开的代表会上,成立了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作出了举行全市学生罢课和游行示威的决定。一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开展起来了。我们回校后,组织同学参加了上述活动。
抗暴运动结束后,尹晴岚认为应该把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于是成立了秘密的读书会,取名为真理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成员有增世华、程家和、刘大璋、周运征、李大华、曾静、薛运怀、徐光华和我。所读的书的来源,一是各人手中现有的进步书刊,二是秘密传阅党的地下刊物《挺进报》和《反攻》。我们用这种办法团结同学,提高觉悟,使参加读书会的人,很快成为学运的骨干,有的后来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镇压学生运动,于1947年6月1日实行大逮捕,尹晴岚被反动军警抓去,不久经师生联合营救得以出狱。此后,尹晴岚被迫离校隐蔽在马王场小学任教。这以后,他隔一段时间来与我联系一次,我向他汇报学习、工作和思想情况。1948年底,我由尹晴岚和李存亭介绍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
我加入“新青社”后,积极发展社员,吸收了曾世华、程家和、周远征等八名读书会员加入“新青社”。
1948年底,我毕业后离校住进了重庆大学第一宿舍,协助重庆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学生,我的领导人李存亭(李存亭受沙坪坝学运特支领导)从事地下工作,由我与造纸印刷校的曾世华、周运征联系。此后,造纸印刷校发展“新青社”员,也通过我转交给李存亭报上级审批。
(黄立森,重庆市立造纸印刷职业专科学校学生,1948年底加入“新青社”开展革命活动,后任机电设备中南公司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