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中被捕脱险的经过

　　口述人：秦遂隆

　　1947年5月，宁、沪、平、津学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5月20日，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被国民党军警打伤多人，全国学生奋起声讨，发展成为反蒋独裁的国内第二战线。

　　重庆市学生抗暴联合会发出号召，组成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响应全国6月2日总罢课，决定5月29日在重庆大学召开会议。

　　我和邓宦荣、李多明三人，受蜀都中学教师熊运钜(熊扬)、黄开富的派遣，于5月29日前往重庆大学开会。我们在重庆大学理学院侧门与市一中熊秉衡同学相遇，他告诉我：“今天‘三青团’特务来得不少，要注意。”我们便机警地进入重大理学院大厅会场。不一会，重庆大学的代表走上讲台讲：今天的会议是研究成立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和6月2日总罢课的有关事宜，首先请大家选出大会临时主席。经过推举，南开中学的代表当选为临时主席。他走上讲台才讲了两句话，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哄闹起来：“不行、不行，我们刚来的这么多代表没有参加选举。”高喊：“重选。”就这样，临时主席被轰下台，只好重选。结果被“三青团”、特务分子操纵，选出了他们的人当临时主席。此人一上台，就在黑板上写“重庆市反内乱……”等议题。见此，学生代表们立即争议起来，以重庆大学、女师学院、乡建学院、民建中学、蜀都中学等校为一方与假学生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论战。针对是内战还是内乱，饥饿是怎样造成的，是爱国民主运动还是共产党的尾巴等问题，重庆大学、女师学院的代表理直气壮地发言驳斥了那些假代表的谬论。那些人被驳斥得哑口无言，就耍流氓手段，高喊打倒共产党尾巴，冲会场、抢签到簿等，大会因此被冲散了。

　　中午时分，尚有一些代表没有离去，我们三人也未走。我们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副食部吃饭后又到理学院左一楼的最后一间教室开会，这次重庆大学同学设岗盘查参加会议的人，防止了坏人混入，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会议由重庆大学学生代表主持，经过酝酿讨论，最后一致通过：成立了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决定发代电、响应全国学生6月2日总罢课的号召;成立11人请愿团。因为反动政府5月颁发的“维护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中有请愿不准超过十人的规定，为了反对反动法令，我们有意成立11人的请愿团。鉴于国民党反动派要镇压学生运动，为了减少不幸事件发生，大会决定罢课、游行、讲演、散发传单等都在校内进行，当即将统一的抗议书、代电、传单、标语口号等发给了与会各代表。

　　返校后，我把会议情况向熊运钜和黄开富两位老师和有关人员汇报后，积极做有关罢课的各项工作。

　　5月31日晚上11时许，稽查处派七个特务带着石门地区警察十余人闯进了蜀都中学，强令周学庸校长交出邓宦荣、李多明和我，校长据理力争，拒不交人。特务没有办法，就到学生中活动。深夜一点多钟，经学生黎传涛点水带路，特务在高二班教室逮捕了我。我被押到渡船，等了许久，一批捕人的特务也陆续上了船。从他们的小声谈话中，我才知道，当晚国民党军警宪特倾巢出动，到处捕人。船过江后，特务用吉普车把我押至小龙坎稽查处关押。天刚亮，他们又将我押进石灰市监狱，搜去了我身上的皮带、法币等物品，送进了监狱。牢房内有两道通铺、十分肮脏，难友多是《民主报》的工作人员。晚上又将我押至“曙楼”军统局，关在临时监狱内的第三间牢房。这间牢房里关了22人，其中有西南学院教授李紫翔，《大公报》记者李光怡、方蒙，《新民报》记者陈海帆、陈理原，新中国剧社导演屈荣，重庆大学的刘亚东(曾在蜀都中学兼课)，《国民公报》的蒋光德，市一中的阙雄飞，以及川教院、西南美专的学生和民生机器厂工会理事等。窗外有持卡宾枪的军人监视，不远处有一挺机枪正对着我们这一排牢房。

　　我们被捕后，每天都有后援会、营救会等单位给我们送慰问品，蜀都中学师生也给我送来了被盖、面巾、毛衣、法币等物品。同室难友收到送来的水果、糕点之类物品均分给大家吃，这使我感到了同志间的友爱之情。我们互相鼓励：要坚持斗争。为了坚持斗争，我们按李光怡的意见，做垫上运动、讲故事，尽可能的活跃一点，尽力争取少生病。

　　一天，西南美专的同学哼歌曲，我随声附和逐渐高昂，引起各室同唱。一时间唱起了：“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往年古怪少啊，今年古怪多啊”“薪水是个大活宝”“朱警察查户口”“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歌声如潮、充满激情、越唱越解闷舒怀。高昂的歌声吓得反动派十分恐慌，以为要暴动了，连忙加岗加哨。一会儿来了几个军官，其中一个给我们说好话，要求我们不唱歌，我们不理他的，继续唱，他就威胁说：“如果再唱，我们就撒沙了。”大家回答说：“关起来不自由，没有书报看，解便也不方便，不准唱歌不行。”那军官只得答应向“上方”反映。不久，那军官给各室送来了象棋、纸烟、《中央日报》和一大叠书。大家说：不要你的烟，把烟甩了出去。能够看到报纸，使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狱外的事。一天，从女牢房传来一张《大公报》，从那里我们知道各校依旧罢课、集会声援，营救被捕的人。还看到了蜀都中学校长周学庸在市长张笃伦召开的大中学校校长会议上批评“六一”大逮捕的发言：“秦遂隆同学在校勤奋读书，一向循规蹈矩，这样的好学生被抓，是不应该的，我愿担保具结……”看到这段报导，我深受感动。从看望我的同学中，我知道自从我被捕后，学校一直在积极设法营救我。

　　我被审问过，军法官问我：“在哪里读书?”我答：“在蜀都中学。”又问：“你参加了什么组织?”答：“参加了仿佛球队。”他惊讶地问：“啥子叫仿佛?”我答：“仿佛是英语Five的译音，是指由五个人组成的班上打篮球的球队。”他又问：“你为什么要参加开会?”我答：“同学们选我当代表，同学们都讲我们不要内战、要和平，希望国家繁荣富强，怕什么，爱国是没有罪的。所以，我出席了会议。”他再问：“学校罢课没有?”我说：“我被抓了，学校情况不知道。”他见我年龄不大，又无证据，问不出个所以然，很失望，就叫人把我押了下去。以后又把我押送到警备部，大概到6月7日，才以“共产党地下阴谋暴动分子嫌疑轻微者”之名，将我释放。

　　8日，周学庸校长将我接走。我们走出警备部被唐克明老师、何德华同学接上。渡江后，徐嘉陵、彭祖茂等一大群同学一拥而上，接去铺盖卷，给我挂上红绫，放起鞭炮，欢迎我回校。校门口，又有熊运钜、黄开富等一大群老师、同学相迎，使我激动异常。

　　高二班随即为我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慰问会。会场挤满了老师、同学，他们给我赠书送画，签字留念非常热情。同学们要我讲狱中的经过情况。我首先深深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和营救，随后详细报告了被捕经过，最后我说：“国民党反动派蓄意镇压学生爱国运动，但是镇压不了我们的意志，爱国者绝不会为强权霸道屈服，也绝不会被逮捕蹲牢吓倒。我们年轻，缺少斗争经验，这算是一次考验。为了祖国能有美好的前途，我们要奋斗到底!”同学们对我的发言回以热烈的鼓掌。那个黎传涛同学，经不住人们的谴责，在我被捕后不久就离开了学校。

　　暑假期间，我同徐嘉陵、彭祖茂等同学住在中央工校，整理学生运动的有关资料。后来听说重庆大学的凌春波等又被抓，我感到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便和彭祖茂四天急行军，他去了达县，我去了渠县三汇，行程700华里，脱离了险境。

　　(秦遂隆，蜀都中学学生，参加重庆市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后被捕脱险，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邻水县教育局局长。)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