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适中村刻印《挺进报》

　　口述人：唐祖美

　　1948年夏季，川东特委第一工委领导的武装斗争地区(梁平、达县、大竹三县交界处)斗争失败。我撤回重庆，由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直接领导。

　　我与邓照明在临江门沧白纪念堂附近的街上见面后，他介绍了当前国内形势，随后话锋一转，突然问看到过《挺进报》没有?提到《挺进报》，我眼前立刻出现那些用粉红色、浅蓝色的光滑的薄薄的打字纸刻印的油印小报，它给我们带来胜利的消息和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我们视如珍宝，常在进步同学手中传递。

　　我说：“当然知道，我们经常传看，还组织小组学习哩!”

　　邓照明高兴地笑了笑，似乎对他即将做的事更有了把握。接着他告诉我，原来搞《挺进报》的几个同志，一个已被捕关在监狱，一个去了香港，一个去了贵州，《挺进报》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他紧接着问我：“你家住哪里，环境如何?”我有些愕然，不知道他的用意，我如实地告诉了他，我家在江北陈家馆附近的适中村，租了当时被称为“官家大洋房”的半幢楼房，上下楼足有四间大房间，父母、弟妹、佣人魏大娘住楼下，我和大姐、大妹住楼上，大姐目前在南京教育部工作，实际上只有我和大妹二人住(重庆解放后为陈家馆初小，适中村小学校址)。

　　“房东是什么人?”邓照明问得很详细。我一一回答：“房东姓徐，是名中医，在城里看脉，只是偶尔回家一次。徐太太深居简出，与外界没有多少往来，人很好，和蔼可亲。”

　　邓照明满面笑容，大声说：“这太好了，太好了。”然后他严肃地说：“情况是这样的：解放战争进行得很顺利，现已进入全国大反攻，为了配合解放大军的进程，我们也要开展各种斗争。《挺进报》被敌人破坏后，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鼓舞人心的胜利消息，都无法传达给我们的同志，因此我们决定恢复《挺进报》，继续发挥它团结教育群众的作用。”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我趁此表示了极为赞同的思想。他接着说下去：“我们已初步研究过，由你和你的老师李郁萄(即李累)和程谦谋，组成《挺进报》特支，组长是李累，他负责收听、编辑，你负责刻印，程谦谋负责传送发行。你的家庭环境很单纯，很适合做这工作，当然，也需要随时保持革命的警惕性。”

　　负责刻印《挺进报》?当年2月我才在梁山大平寨入党，现在就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真有些受宠若惊了。我说：“原来的《挺进报》字写得很小，又很清晰整齐，我的字写得很乱，合适吗?”

　　邓照明说：“字写得好坏是次要的，内容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练习一下仿宋体，既能提高刻印的清晰度，又是一个防范措施，使敌人难以认出刻写者的笔迹。”

　　关于恢复后的《挺进报》办报方针，邓照明郑重交代，要汲取前届《挺进报》的经验教训，不能再搞对敌攻心，要以党员和进步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也不扩大发行范围，内容以战局报导、政局评论为主，也可适当加些地方局势的分析。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过去在小说中看到某些革命者搞地下刊物时，就认为从事这种工作，生活才有意义，现在，我也直接投入这种斗争了。虽然风险很大，但它的重要性使我义不容辞，它的神秘性很吸引人。我很兴奋。第二天，我就到李累的家里去了。李累是1946年从中原解放区突围出来的共产党员，那时在民建中学教初中语文，他没有直接教我的课，却是引导我投入革命活动的导师，这比一般的教师更重要、更可贵。他实际是民建中学党组织的负责人，学校的一切革命活动，如组织学生阅读“七大”文献，演唱冼星海、聂耳的革命歌曲，朗诵艾青、马凡陀的革命诗歌，组织“六一社”等，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我们不可能详细知道他的革命经历，但对他十分信赖，我们到达县、梁山等地区搞武装斗争，也是他亲自组织的，因此，听说在他领导下搞《挺进报》，非常高兴，感到有了依靠。

　　李累在家中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的广播，把解放大军胜利进军的喜讯记录下来，编写成稿件，我隔几天就要到他家去取一次稿件。

　　取回稿件放在什么地方好呢?抽屉里显然是不行的;经常放信和钱的枕头下也不成，一翻就着;书柜里也不保险，就像穷人家偶然拾得金银宝贝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似乎无论放在哪里，都会被一双双眼睛盯着，何况这还是与被捕、坐牢、严刑拷打、生命、鲜血联系在一起的事。我们俩东张西望，东寻西找，突然发现在后面小屋的墙角里，放了一个竹制蒸笼，上面积满灰尘，知道它是长期受冷落，只在过年过节时才风光一两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地方，即使特务进了门，也难以想像蒸笼里会藏有《挺进报》的秘密稿件。自那以后，我每次进房的第一眼就是看那蒸笼在不在，只要它安然无恙地蹲在角落里，我就放心愉快地哼着歌曲去做别的事情。

　　有一次我刚从李累老师那里拿了稿件回来，一眼瞧去，蒸笼不见了。这非同小可，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急忙下楼去问母亲：“楼上的蒸笼怎么不见了?”母亲见我惊惊惶惶的，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当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前面吴太太家来了客，借蒸笼去蒸丸子去了。”我不顾一切地问：“拿去多久了?”母亲说：“刚走一会，说不定还在路上哩。”我二话没说，拔脚就拼命往外跑。果然，吴太太还兴致勃勃地走在田坎上哩!我跑上去说：“吴太太，对不起，我来了好几个同学，他们想吃粉蒸肉，我中午用了，下午就跟你送来。”我边说边就不客气地从她手中拿过蒸笼。后来，吴太太对我母亲说：“你们四小姐好小气，拿走了的蒸笼硬给要了回去。”母亲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实际上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邓照明还指示，为了不致引人怀疑，要我继续到学校读书，以学生身份作掩护。当时大小学校招生已过，只有西南美术专科学校还在招生，但学费十分昂贵，一学期要付70个银元。我在哪里去拿70枚银元呢?我只好写信给在南京教育部工作的大姐，希望她支持。很快大姐就把她为买大衣而多年积累的70个银元寄给我，我进了西南美专的音乐系。只要稿件足以刻印一期，不管上什么课，我都缺课去刻印《挺进报》。

　　稿件拿回家，深更半夜待家人熟睡，我就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展开蜡纸，一支铁笔，一块钢板，一笔一笔地刻画起来，我的字写不小，也写不工整，一张蜡纸写不了几篇稿件，练习仿宋体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心中常为此愧疚，但当时又只能如此。蜡纸刻完就要印刷，在白色恐怖环境里，家里置放油印机是很危险的，所以按邓照明的交待，用一块较大的玻板作底板，上面按蜡纸大小涂满油墨，再将刻好的蜡纸反面贴上去，在蜡纸背面铺上纸张，用毛刷轻轻地刷一下，揭起来就是一张《挺进报》。刊头《挺进报》三个醒目的大字依然保留。这是我把原有的《挺进报》找来一张，把蜡纸蒙在上面，依样画葫芦地一笔一笔勾勒出来的。当第一张《挺进报》出现在面前时，我禁不住低声欢呼起“乌拉”来(这是从苏联小说中学来的俄语)。这么一张要付出鲜血甚至生命作代价的秘密报纸，居然从我的手中诞生，我感到十分自豪。

　　当时，我的大妹唐祖蓉，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但是她在我和她老师的影响下，早已具有革命思想。小学时，她就是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她年纪虽小，但很稳重，不乱讲话，我信得过她。她经受多次革命的锻炼和考验后，我更信任她了。只要她在家(她平时在学校住读)我要油印时，就把她叫醒，要她帮助我。她尽管睡眼惺忪，睡意朦胧，但一听说是印《挺进报》就立刻起床。我们姐妹俩就这样常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屏住声息紧张愉快地工作着。直到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挺进报》整齐地躺在书桌上，把一盆盆洗去油污的脏水端到楼下倒掉以后，我们才躺到床上去睡觉。有一次唐祖蓉端污水到楼下时，把母亲惊醒了，大声问：“你们深更半夜的在搞什么?”唐祖蓉说：“四姐在写信，把蓝墨水打倒了。”“明天早上擦就行了嘛!”“马上擦擦得干净些。”就这么搪塞过去了。

　　印好的《挺进报》我用衣服把它包好放在一个绿色的带拉链的提包里。当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安全措施，就这样给程谦谋送去。程谦谋是一个出色的戏剧工作者，他的家在神仙洞街的一座三层楼房内，他接到《挺进报》再分送到有联系的人手中。发行的渠道也不只一条，有时又叫我提着绿提包送到宋禾处。宋禾又名宋智开，以西南煤矿公司职员的身份作掩护，担任邓照明的联络员。我这么提着装有《挺进报》的提包，在重庆市的大街上走来走去，除了一次因戒严不能到解放碑，我立即绕道而行之外，没有碰到过什么危险，也许我当时年轻，是极为普通的女学生，更未发生叛徒出卖的事，因此，敌人搜索的目光尚未射到我的身上。

　　从1948年的夏季到1949年春季，在短短半年多时间内，我们大约出过七八期有“挺进报”三个大字作刊头的《挺进报》，内容主要是解放军胜利的军事消息，不时也有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制订作出的方针、政策，似乎还刻过一次《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最后一次是刻的刘少奇批判南斯拉夫脱离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论文《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这篇文章很长，以我写的大个字，不知道要刻多少张蜡纸。后来我知道社会大学的吴声会写仿宋体，字小又工整，便请他带回家里去刻，果然刻得不错。我与程谦谋虽有分工，他不负责刻板，但有时他也刻印，有一次，我与他就带着工具到他的女朋友、我的老同学胡珂在南岸的老家去刻印。

　　1948年12月25日，程谦谋被捕。李累老师决定《挺进报》暂停，并要我立即转移，他也离开了家。我到我一位表姐家住了一星期。后来得到李累的通知，去他家碰头时，他说：“现已了解谦谋被捕是因戏剧界的事，与《挺进报》无关。谦谋是好样的，看来，关于《挺进报》，他什么也没有讲。《挺进报》可以继续出刊。”我们又继续了以前的工作，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这得感谢程谦谋对党组织的忠诚，对革命的坚贞，对战友的热爱与关怀。

　　(唐祖美，当时是《挺进报》特支成员，负责印刻工作。)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