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兵工厂党组织和工人的斗争

　　口述人：彭吉安

　　现在的江陵厂，原是国民党兵工署的炮兵技术研究所，后来改名第十兵工厂。最初这个厂不是很大，只有1000多人，厂长叫庄权，日本投降后，他到东北当接收大员去了，厂长就由50兵工厂的厂长丁天雄兼任，重庆解放前夕的厂长叫周佑庭。

　　1941年底，第十兵工厂第四期艺徒训练班招考，我考上了，于1942年初报到进厂。在艺徒训练班学习半年后，我被分配到该厂第八所(即工具车间)学钳工，后来又到迫击炮所当装配钳工，三年后转为正式技工。后因积极参加1946年3月举行的大罢工而被厂方开除。我在该厂工作5年，但并未入党，只是入党积极分子。

　　当时我知道第八所的钳工师傅吕荣禄(后名吕志超)是共产党员，他受许建业领导。1944年底他带我去见过许建业。1946年3月第十兵工厂大罢工前，他已调到50兵工厂，但仍与我们有联系。

　　我离开第十兵工厂以后，知道第八所工具管理员王丕钦也是共产党员，同时也受许建业领导。他曾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并成为第十兵工厂中统组长，1948年牺牲于土桥(当时国民党的报纸登载了这条消息)。1946年第十兵工厂大罢工以前，林道新、刘天伦均受王丕钦的领导，王丕钦在大罢工中起了很大作用。

　　据我了解，十厂没有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都是单线联系。吕荣禄和王丕钦虽然认识，都受许建业领导，但他们之间的组织关系并未打通。

　　1945年春，在许建业领导之下，由吕荣禄发起与我们一道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互助社”。我们拟了一个章程，宗旨是实行互助。大家集了点钱，谁困难帮助谁，同时还组织社员学习进步书刊，着力于提高觉悟。最早的“互助社”社员有辛文彬、王政辉、吴伯勋、刘正黎、王志意(后名王志一)、谢万全和我，谢万全任社长。我们联系了许多工人，在1946年3月的大罢工中起了很大作用。谢万全与《新华日报》社一个笔名叫马西林的人有联系，以后又和王云有联系，马西林、王云常跟谢万全谈国内外形势，对他进行教育，谢万全则经常把工厂情况告诉给马西林和王云。正因为如此，《新华日报》及时报导了第十兵工厂的罢工消息，从政治上、舆论上声援了第十兵工厂的罢工斗争。

　　1946年3月下旬，第十兵工厂地下党组织领导工人开展了声援大渡口钢铁厂工人罢工和要求厂方补发年终奖、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1945年年终奖，厂方未发，兵工署公布增加工资100%，厂方只增加50%，因此引起工人不满而参加罢工。在罢工的作法上，地下党吸取了大渡口钢铁厂的教训，一不开大会，二不派代表，采取各所(车间)串联，发动群众的办法。3月25日就开始怠工。这时，厂方仍不答应工人要求，于是党的积极分子分别在工人上班必经的路上说服大家不上班。这样，怠工逐渐扩大而成为全厂的罢工，这不仅声援了大渡口钢铁厂的罢工斗争，而且也是大渡口钢铁厂罢工斗争的继续发展。这时，厂方慌了，稽查处的人找工人谈话，施加压力，厂长出面向工人讲话，欺骗工人。但工人们认清了这些花招，在厂方开大会时，吼了几下就走，使罢工坚持了三天之久。厂方更慌了，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工资和奖金都增发了，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复工了。

　　随后，敌人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先后抓了100多工运中活跃的人，后来，大多数都放了，而将刘正黎、谢万全、林道新、吴伯勋和我等11人送军事委员会军法司看守所关押(地点在土桥宝和观)。国民党政府东迁南京后，又将这11人交重庆卫戍司令部关押，后来以防害社会秩序罪名判我们有期徒刑。根据抗战时期的有关规定，凡刑期不满十年者，只执行10%，因此，我们被监禁半年后就出狱了。

　　1946年10月，我出狱后即与吕荣禄联系上并向许建业汇报了第十兵工厂罢工和狱内情况。不久，我写了入党申请书，1947年7月，由吕荣禄介绍入党，刘正黎、王政辉也是在这年由吕荣禄介绍入党的。我入党后，党派我和吕荣禄到川东地区参加武装斗争，我们主要搞枪械修理，我们的组织关系也因此转到邓照明手里。约半年后，我又被派回重庆，1948年4月与邓照明又接上关系，邓照明派我搞工运，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前后领导过我的有卢光特、彭立人。

　　1948年，林道新在南京一个国民党部队开车，后回重庆找到我，我又同意他到国民党另一部队去。1949年秋，我要他再回第十兵工厂，叫他广交朋友，联系群众，了解敌人动态，准备迎接放解放，保护工人，协助接管。后来，刘天伦也来找我，我也叫他第十兵工厂去，要注意特务活动情况，搞好护厂工作。林道新、刘天伦向我反映的情况，我都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第十兵工厂临解放时，特务、警卫队都跑光了，而军代表还没有到，这时就由工人起来保护工厂。期间，值得一提的事件是：工人们把包括厂长周佑庭在内的，被工人称为“八大家族”的八个人抓来关起了。事件发生后，林道新立即向我汇报了此事，我又立即向上级反映，市委指示市总工会处理好这件事，要说服工人放了这八个人。三五天后，市总工会张显仪去了。记得是1949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我和张显仪带了一个战士，背了一支冲锋枪，坐上一辆吉普车去第十兵工厂开职工大会。那天人到得很齐，张显仪在会上宣传了我党的接收政策，以及我党对待留用人员的态度，要求大家协助接管，保护工厂，放出八个被关人员。工人听后，非常拥护党的政策，立即放了被关的八人。当晚，我们和这八人在厂长会议室开了一个会，给他们交待党的政策，要求他们坚守岗位，正确理解工人们的过激行为。在会上，厂长周佑庭感动得哭了。

　　几天后，军代表、老红军谭凯丰、厂长刘宝善、保卫科长、老红军冉义山等进厂接管。工厂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彭吉安，当时是党的外围组织“互助社”社员，在第十兵工厂开展革命活动，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四川省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