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立人在中华职业学校的革命活动

　　口述人：刘继平

　　我和表兄彭立人(1939年入党，1949年11月牺牲在重庆沙坪坝)于1941年先后自达县到重庆，同住在我的姨父、彭立人的姑父寿进文(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秘书长)家。彭立人最初在李子坝农本局当办事员。他到重庆后很快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领导人是南方局青年组的刘光。一年以后，组织上要他到学校去、到学生中去开展工作。我们对于进什么学校的问题，经过反复考虑和选择，选中了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学校是德高望重的黄炎培办的职业学校，民主风气较浓。我们决定到重庆中华职业学校去读书。农本局局长穆偶初是黄炎培的好朋友，我姨父寿进文听说我们要到中华职业学校，便请穆偶初给黄炎培写了一封信，1942年秋，我和彭立人便拿着他的信到中华职业学校报到读书了。

　　彭立人从小受到革命的熏陶。他父亲也就是我舅父彭丰根是日本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医术较高，大革命时期在上海开医院，当时和同乡张爱萍(后任国防部长)、魏传统(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交往很深，张爱萍被国民党逮捕，在监狱受伤，出狱后住在彭丰根家治疗。许多进步人士也常在彭丰根家进出、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彭丰根把彭立人送回达县。不久，彭立人考入达县联中读书，先后受到语文教师王静如(原是党员，当时已脱党)、刘竹民(共产党员、后变节)的影响，1939年上期在联中入党。彭立人团结进步同学、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各乡巡回演出抗日话报剧，演唱抗日救亡歌曲，并发表演说，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面目，在校内他同进步同学一道反对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活动。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注视，并下令速捕他。由于地下党事先得到信息，通知他赶快转移，于是他半夜逃出县城到了重庆。彭立人一到中华职业学校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姿态，积极地、秘密地从事地下工作。他争取和团结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搞墙报、开展文艺演出等活动。他工作机警，一般不常到《新华日报》去，通常是经过一个《新华日报》的报童传递、交换进步书刊和有关情报，只在非常必要的时候，他才直接找上级刘光汇报工作，研究问题。我长期和他在一起，在他的培养、指导下也做了一些工作。

　　1943年春，党组织把唐于连、周一生(均是共产党员)相继送到中华职业学校，增强了党的力量，我们的活动也更多了。彭立人和我们一起交谈时局和校内外的情况，商讨如何争取和团结进步同学与反动分子作斗争的问题。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积极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发动进步同学办壁报、写文章，启发大家的觉悟;搞文艺演出、唱进步歌曲，激起大家的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办伙食团，我们在同学中做工作，让唐于连当选伙食团长，使学生伙食得到改善，从而赢得同学们的信任。

　　学校斗争是复杂的。国民党寸滩地区的书记长高世合混进学校，以学生面目监视、破坏我们的进步活动。高世合常乘我们不在寝室的时候，鬼鬼崇崇地翻查彭立人的枕头和被单，几次被我们发现。我们愤恨不已，但不好正面冲突。有一天，彭立人进城回来告诉我，《新华日报》的报童被高世合跟踪到寸滩将其毒打，我气愤之极，邀约同班同学黄书泽、蒲德生、刘德俊等在白沙沱江边，将高世合痛打一顿，我们边打边质问他：“你以后还搞不搞特务活动?”他连声说：“不敢了!不敢了!”我们才放了手。这件事在学校引起了一场风波，训导长汪遒昌因此要开除我。教导长辛德培(可能是党员)从中做工作，我才没有被开除。彭立人因此严肃地批评了我。

　　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尖锐，我们也越发讲究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以高世合为首的国民党、“三青团”要在学校发展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并要我班集体参加“三青团”。我们以彭立人为首响亮地提出“一切党团退出学校”的口号。黄炎培赞同这一口号，并把它作为学校的一条纪律，逼使反动派不敢公开活动。国民党、“三青团”是公开的，我们本来就是秘密的，“一切党团退出学校”的口号，起到抵制国民党、“三青团”发展的作用，对我们有利。这在当时重庆地区大中学校国民党横行之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彭立人在校内通过唐于连、周一生和我团结、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进步同学，在学校开展了许多进步活动，使他们受到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些同志以后都入了党，走上革命的道路，成为各方面的领导骨干。如李仁智(后任成都无机校副校长)、刘德俊(后任达县县委宣传部部长)、于坤阳(后任一机部西南一级站储运科长)、李道涵(后任重庆汽车厂厂长)、陈伯健(后任达县罗江区区长)等。在校外，彭立人还和许多同志联系，寒暑假常有些外地的“同乡”“亲友”陆续来找他“玩”，其实他是在用这种不引人注意的形式做地下工作。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和彭立人毕业之后，地下党在我们学校秘密地办了一个学习班，吸收有志到农村参加抗丁、抗粮斗争的知识青年参加学习，传达学习党的有关文件，为到农村工作作好思想准备。参加这个学习班的，除了中华职业学校的几个同志以外还有来自载英中学的胡正兴(后任绵阳市305厂副厂长)、来自北碚某校的彭桂群等。我也响应党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号召，放弃了当时不容易找到的城市工作，毅然参加学习，和其他同志一道去川北达县参加农村的抗丁、抗粮、反对内战的斗争。

　　当时和我一道去川北的有刘德俊、吴万才、李明、刘景莲、陈伯健、陈耀森、彭桂群等八人。由于我家长期是达县地下联络点，所以彭立人有时到我家。这时彭立人已是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他以达县为基地，与大竹、渠县、万源、邻水、营山等地的党组织联系。

　　为了使重庆去的同志各有一个职业作掩护，便于立足开展工作，彭立人他们各方联系，仅在达县就筹办了书店、茶馆、农场、杂货店等，把同志们安排到这些地方去工作，还有一些同志进入县、乡中小学校，或当教员、或作校长。我们都各有职业作掩护，在党的领导下，相机从事地下工作。

　　1946年底，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和彭立人、李仁智、杨建成、胡正兴、李曦、陈耀森、陈耀碧等相继撤岀达县，有的进入西南学院，开展新的斗争。

　　(彭立人是刘继平的表兄，他们一起进入中华职业学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编辑　周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