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亚洲·民建中学的战斗历程(上)

　　口述人：吴宇同

　　一、亚洲·民建中学的两个发展阶段

　　亚洲·民建中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亚洲中学，创建于1944年秋，校址在璧山县依凤场，办了两年半;第二个阶段是民建中学，校址在重庆盘溪(重庆解放前属于沙磁区，现属江北区)，原是民生建设学院的附属中学，当时准备停办，后由我们出资接收，1946年冬，亚洲中学迁来与之合并，沿用民建中学校名，办到重庆解放。亚洲中学是后期民建中学的前身，后期民建中学是亚洲中学的继续，简称亚洲·民建中学。

　　这所学校，是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成为党在国统区重庆的一个“据点”，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掩护了许多地下工作同志，支援了城市的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武装斗争，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亚洲中学阶段

　　亚洲中学，是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以“民社”为基础创办的。

　　1938年秋，我考入南温泉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第十期外交系。次年，第九期同学黄文清(黄寿金)复学，先与我同系，后转行政系。他1938年入党，相继在南方局廖似光和荣高棠的领导下在政治学校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进行活动。不久，从延安中央组织部党政训练班毕业的胡宗炎也来到重庆，亦先后和廖似光、荣高棠接上头，居住在政治学校附近，与黄文清配合开展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和一些进步同学参加了党领导的秘密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讨论时事政治，开展进步活动。1941年夏，黄文清、胡宗炎将读书会中表现坚定的黄蹈中、简单、吴泰选、潘其江和我吸收加入了“民社”组织。“民社”的宗旨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政治方向。

　　1942年5月，黄文清、简单、吴泰选突然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审讯无所获，由教授杨玉清保释。杨玉清兼任行政系、外交系训导，思想开明，支持进步青年，后来担任了亚洲中学的董事长，他后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中山学院院长。

　　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美洲司任职，我们继续开展活动。这时，黄文清传达党的要求，提出在国统区活动，需要建立社会“据点”作掩护，决定我辞去外交部的职务，筹建一个经济实体。1942年10月，我辞职后，约我初中的同学曾涤非及胡伴农(胡正銮)等人，在重庆菜园坝开办了合力木行，我任副经理。从此，合力木行成为我们秘密活动的“据点”，相继吸收了程灼华、刘主佩、胡哲民、张百全、张至加入“民社”。

　　由于木行生意不景气，我们商议筹建一所私立中学，以便容纳更多的同志开展工作。我和简单出面串联了胡伴农、赵纯熙(赵扬)、张仲明、姜瑄等，于1943年冬在合力木行商议筹办学校，大家态度都很积极，并决议定名为亚洲中学。后来，张仲明等在江北罗盘田办起了蜀都中学，我们在璧山依凤场办起了亚洲中学。

　　璧山依凤场是胡伴农的家乡，通过他，我们与当地乡民代表会签订合同，把文昌宫庙宇长期借用，改建为校舍。开办费的主要来源：一是合力木行停业后未退还的部分股金(约三四百银元)，动员股东捐赠给学校了;二是通过“民社”成员刘主佩(曾在陕北抗大学习)向重庆永丰借贷(该行总经理是刘主佩胞兄)，后来也捐赠给学校了，约值三四百银元。学校申请立案的基金，则由我借大姐吴建辉的田契作为抵押。学校成立，聘请杨玉清教授担任董事长，胡伴农任财务校董，我和简单任正副校长，黄蹈中、张至、程灼华分别任训育、教务、总务主任。1944年秋正式开学，第一学期招收高初中各两个班，150余人。

　　(二)民建中学阶段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一方面国共谈判，签订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发动内战。中国处于光明与黑暗斗争的关键时刻，国统区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

　　这时亚洲中学仍处在农村，不仅与城市的民主运动隔离，而且生源大大减少，学校经费更加困难，有迁校的必要。经多方努力，1946年下期在江北找到了民建中学这块地盘。该校副校长李景豪拖欠学校经费，无法付给教职工工资，学校处于停课混乱状态，经民主同盟的吴春选介绍达成协议：将私立民建中学交给我们接办，由我们偿还学校的负债，补发拖欠的工资。

　　我们接办时对原民建的师生不了解，担心合校后，亚洲中学的民主进步气氛受到种种影响。曾打算维持现状办完一学期，将不可靠的人解聘后再迁校，不料当补发教师工资，请他们开会，准备复课时，竟有人带头挑起事端说受了骗，要预发一个月的工资才上课，否则辞职!其余的人也跟着起哄。我们遂顺水推舟，全让他们辞职，并立即把亚洲中学高中部先迁来，初中部寒假以后再迁，这是1946年11月中旬的事，这个果断的措施使民建中学获得了新的生机，踏上新的路程。(未完待续)

　　(吴宇同，时任亚洲中学校长，亚洲•民建中学农村工作小组组长，民建中学校长、党支部书记，沙磁特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