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蜀都中学的情况(中)

　　口述人：张仲明

　　三、蜀都中学的特点

　　1.从建校到重庆解放初结束的六年里，蜀都中学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的。具体事实是：

　　(1)1942年到1945年底，常务校董张兴富受南方局何其芳领导，常务校董熊运钜受南方局徐冰领导，常务校董陈俊逸、姜瑄和我受南方局刘光领导。徐冰、何其芳、刘光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关于办好蜀都中学的指示。周恩来、林伯渠亲自接见了部分校董。董必武亲自阅审了蜀都中学的缘起书。1946年上半年南方局撤离后，张兴富受省委张友渔领导。张友渔对蜀都中学也是关心的，是他决定把石门运通炼油厂厂房交给蜀都中学，蜀都中学经费困难时，他又决定拨款。刘光去上海后，陈俊逸、姜瑄和我便与朱语今(原青工组)、胡其芬联系。朱语今、胡其芬都到蜀都中学来过。1946年底，张兴富将去华北工作，他在省委张友渔处把蜀都中学和我与熊运钜、陈俊逸等的情况介绍给中共川东临委萧泽宽。1947年萧泽宽以川东临委兼秘书长的身份与上述同志接上关系，并先后介绍杨仲明、张竞群到蜀都中学任事务主任。川东临委领导蜀都中学时，确定两条意见：一是不要搞得太红，以便在别的地方站不住脚的党员或进步人士到蜀都中学隐蔽;二是川东临委决定与中共重庆市委分开，临委要建立自己的交通联络，需要掌握一些同志的组织关系，蜀都中学党员的组织关系由临委管理，不与重庆市委发生组织上、工作上的联系。因此，在1948年重庆市党组织遭到大破坏时，蜀都中学没有受到损失。

　　1948年我找万秉涛回蜀都中学任教务主任，经萧泽宽同意，由我与万秉涛联系。这时万秉涛又同重庆市中共沙磁特支张国维取得了联系。萧泽宽离开重庆，我的关系由重庆市地下党负责人刘兆丰接手领导直到解放。1948年张国维被捕后，万秉涛的关系仍在我们这里，1949年我将去江北县，才把万秉涛的关系交给刘兆丰。同年3月，中共沙磁特支建立，吴宇同任书记，刘兆丰将万秉涛的关系转到沙磁特支，9月，在沙磁特支领导下，蜀都的石林、万秉涛、刘杖云、温自强建立了党小组直到解放。

　　(2)校董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蜀都中学校董14人，其中常务校董9人，除周均时、税西恒两位董事长外，经常处理日常事务的7人。7人中有5人是中共党员，易于统一思想，同党外人士也能合作共事。凡蜀都中学的教育思想、教育措施、教职员的聘任等重大事宜，都由常务校董商议决定。我们运用这一合法机构，完全保证了党的意图在学校的贯彻。学校主要行政负责人，如教务、训育、事务主任、女生管理、大学选修班主任、初中部主任、小学部主任等，80%都是党员担任。从组织上很好地体现了党的领导。

　　(3)学校经常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工作，校风正，思想活跃。在蜀都中学任教和工作的，先后有党员几十人，每学期总有十几人。

　　蜀都中学的党员都是根据党在“白区”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开展工作的。1949年以前，蜀都中学没有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但党员都有自己的联系人，都能自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团结其他同志协调一致，以身作则地贯彻党的指示。都能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党员与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搞好师生关系，搞好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把群众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结合起来。总之，蜀都中学从酝酿、创建成长直到解放都一直贯彻党的领导，既有组织上的领导、方针政策的领导，也有政治思想的领导。正因为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领导，才能在白色恐怖下的重庆，取得重大胜利。

　　2.教师都聘请政治好、学识丰富、有教学经验的合格人员。如国文教师先后有唐克明、姜瑄、万秉涛等。数学教师有熊运钜、杨昌华、敖硕昌等。理化教师有谢立惠、刘之成、熊光裕等。英语教师有周诚、李霞辉、苗力田等。史地教师有我和陈俊逸、张静如、陈如元等。音乐体育老师有何竺、谭林、黄玲等。这些老师有革命事业心，有一颗教好学生的火热的心。

　　学校用的教材虽是国民党政府的法定教材，但老师们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联系时局，发挥教材中某些民主进步因素，既严肃认真地教好科学文化知识，又扎扎实实地培养革命人才，鼓励同志追求真理，勤于用脑，明辨是非;教育学生热爱祖国，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联系当时的生活状况，揭露与分析旧社会的不合理，国民党统治区的腐败黑暗，教育学生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做有益于人民的事业。老师们还利用各种纪念日、特别是国耻纪念日，或在课堂上，或开座谈会，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和爱国主义教育。如讲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九一八事件、双十二事件、卢沟桥事件等来教育学生发扬革命传统，热爱祖国。老师们对学生循循善诱，谆谆教导，使学生受益匪浅，学生们非常尊敬这些老师。

　　3.学校领导人尊重教师，团结教师，不计个人得失，以身作则，对事业努力追求，坚持奋进。蜀都中学由于经济困难，教职员支薪比当时一般公、私立学校都低。常务校董在刚开办的两年内，任职任教均不支薪，而且还要积极为学校筹款募捐。学校对教师非常尊重和关心。教师可以大胆讲学，放手指导学生课外活动;教职工有服务公约，不受“六腊之战”的威胁;教职工的子弟到校读书，可以享受免缴学费的优待;对老年教授来校，用“滑杆”接送。教师们待遇虽低，生活虽苦，但都没有怨言。学校领导和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如建校第一学期，我和唐克明、熊运钜等同老师学生一起住在大寝室，轮流当值打钟摇铃。师生一起床，都带着面盆到盘溪洗冷水脸，这样，师生打成一片，甘苦与共，感情非常融洽，大家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推倒“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而教与学。大家都以延安抗大、北碚草街子育才为榜样，以生活上的艰苦来磨炼自己的意志，因而也就乐在其中了。

　　4.蜀都中学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1945年春，我们根据周恩来自救救国的指示，扩大了招生。常务校董们首先动员自己的弟妹子女上学。如熊运钜的妹妹熊景华、侄儿熊明利，唐克明的儿子唐道采、唐钜芳，姜瑄的妹妹姜旭昱，陈俊逸的侄儿陈仕侠、陈士柱、陈时樵，我的弟弟张惠明，周学庸的妻弟何平安等，从而带动了他们家乡的亲友邻里也纷纷把子女送来蜀都中学就读。学校还特别注意招收在其他学校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排挤、除名，并经地下党同志和进步人士介绍来的学生，如康电、罗玉清、左琳华、尹凌、彭孝壮、孔庆伦、邓宦荣、滕久荣、孙善述、许鉴文、李多明、周蒙等。学生中也有极少数上层权势人物的子女，这多半是因其家长鉴于蜀都中学办学认真，学习风气浓厚而送其子女来的。如重庆大学训导长、“三青团”头目侯风就把他的女儿侯玉立送来读书;曾当过重庆市商会会长的地方实力人物石荣廷也送了他的子女石永凤、石永慧、石永智来上学。蜀都中学绝大部分学生作风朴实、勤奋好学，对国民党政府和现实社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都有一颗抗日救国、革命进取之心。因此，他们易于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易于接受革命理论和从事革命实践，素质较好。

　　学校根据南方局指示的办学方针和宗旨，始终强调学生既要认真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懂得革命道理。提倡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必须读书。提倡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注意国内外形势。全校师生订阅《新华日报》，多达二三百份。为了避免敌特拦截，报童经常变换路线：时而从沙坪坝过河，时而从化龙桥过河，时而从香国寺过河，每天均把报纸送到学生手里。阅读《新华日报》对启发学生革命思想，提高爱国主义觉悟起了很大作用。

　　学校实现课内、课外结合，实行言论、结社自由。班级、联班或个人自愿结合组成的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较大的读书会有傅培德负责的博文读书会，孙善述、许鉴文负责的中流读书会，康电、黎明元、范运慎负责的后浪读书会，李多明、任国梁、文静涛负责的星火读书会，还有许鉴文负责的草原诗社等。这些读书会、诗社，把学生个人的课外读物带到学校来交换阅读，不但补充了学校图书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使学校图书馆不便公开买的一些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刊得以在学生中传阅，对提高学生的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读书会、诗社还定期出墙报，墙报内容丰富，有读书心得、时事评论和各种文体的文章。墙报办得生动活泼，很受学生欢迎。学生自治会组织学生参加座谈会、报告会和文艺演出，请老师作报告和指导学生演出。如请张静如老师讲五四运动、施无已老师讲一二九运动;请夏白、谭林、黄玲、杨仲明等老师导演《雷雨》《黎明舞曲》《裙带风》《朱门怨》《兄妹开荒》等话剧、舞剧和排演《黄河大合唱》。这些活动，在宣传革命思想、活跃政治气氛、丰富学生知识、充实文娱生活、增强学生才干、提高学生的鉴别能力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未完待续)

　　(张仲明，时任重庆蜀都中学校董兼教务主任，在学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