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蜀都中学的情况（上）

　　口述人：张仲明

　　重庆蜀都中学是1944年夏天在重庆盘溪建校的，它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由一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倡议兴办的。我是该校创办人之一，现将我亲身经历的所见、所知、所闻，回忆如下。

　　一、办学缘起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我奉党组织之命，撤退出中央大学(当时我任中央大学所在地中共沙磁区区委书记)，到万县中学教书。1942年暑假我又撒离万县返回重庆，在北碚私立三峡中学教书。

　　中共党员每到一个地方，对如何根据形势团结群众，按照党的指示开展工作，发挥党员的作用，必须认真考虑，认真对待，严肃回答。在三峡中学教书时，我便经常去复旦大学与姜瑄、傅俊、范硕默，以后又加上中央大学的陈俊逸、廖炎樵，中央政治大学的吴朝禧等党员和民主人士一起商量，根据党中央号召的“三坚持、三反对”的方针，和地下党同志在隐蔽中的“三勤、三化”，独立作战的原则，筹办《民主与青年》杂志，同时还想办一个印刷厂来承印这个杂志。聘请了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任《民主与青年》杂志社社长，一面积极筹划募款集资，一面报请国民党政府立案，没有得到反动政府批准。

　　1943年暑假我到重庆，陈俊逸约我一道去红岩村办事处，把我介绍给南方局青年工作组的刘光。我们汇报了情况后刘光说：今后你们仍应大力按照党的“三坚持、三反对”的方针，去做团结广大进步青年、争取中间青年、教育帮助落后青年、孤立反动顽固派的工作。杂志可以办，办学教书也可以。并告诉我们，以后向他联系的方法，是事前到《新华日报》营业部投书，约定地点时间。

　　于是1943年寒假，我们便相约到重庆去，住在菜园坝吴朝禧、胡正銮等办的合力木行，商议起自己办学校的事来。学校起名亚洲中学，校长推吴朝禧担任，随即找校址。一天我在街头碰到了熊运钜(1940年重庆大学中共党支部委员)，便相约一谈，秘谈了撤退后的情况和南方局徐冰、刘光等对我们工作的指示。熊运钜最后说：他同周学庸、敖硕昌、周诚等从永川英井中学来，已接了何鲁先生办的载英中学(校址唐家沱)聘书，又介绍周学庸夫妇情况，并邀我去载英中学教书，以便一道筹商办学事宜。不久，熊运钜给我送来聘书。亚洲中学因在重庆找不到合适的校址，胡正銮等到璧山县办学去了，我就到载英中学与熊运钜、周学庸等筹商办学。

　　二、南方局领导同志的指示和亲切关怀

　　1944年春，载英中学开学不久，熊运钜、周学庸和我在唐家沱笔架山几次商讨办学事宜。熊运钜提出请张兴富，周学庸提出请唐克明，我提出请陈俊逸、姜瑄参加，共同筹商办学。首先，我们互相传达了南方局领导同志对我们办学的指示。熊运钜说，他接受南方局徐冰领导。徐冰曾对他说：你们要按抗大精神办学，按民主与科学原则办学。可以去看看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一定要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要做好爱国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把学校办成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把学生培养成既有革命理想，又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有用人才。党员要本着“隐蔽”方针和“三勤、三化”原则，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政治斗争与教育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起来。要按“单线联系”“平行组织”“转地不转党”“独立作战”等规定，处理好校内党员间的关系。不能打通横的关系，也不要发展党员。张兴富接受南方局何其芳的领导，他说董必武很关心办学，董必武曾对他说：“办学很重要，要把它办好。我开始干革命，就是在武汉办学校，培养了一批骨干。”我将刘光对我、陈俊逸和姜瑄谈的意见转告给熊运钜、张兴富二人。刘光曾说：你们可以办杂志、教书，也可以自己办学校，但都要根据党的“三坚持、三反对”的方针，团结广大青年，争取中间青年，教育落后青年。坚持民主进步，反对法西斯独裁。学校要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教书与救国相结合，把学校办成党团结青年的一个“据点”。

　　1944年上半年，我们按南方局的指示积极筹备办学：我们选定沙坪坝对面盘溪附近的罗盘田为校址并建起了简易校舍;确定了学校校名为重庆私立蜀都中学;由我们几位创办人筹集了开办费和办学基金;成立了由周均时任董事长，税西恒任副董事长，黄墨涵、杨典章、何鲁、段调元、艾伟、周学庸、唐克明、熊运钜、姜瑄、陈俊逸、张兴富和我等为董事的校董会和由周学庸、唐克明、熊运钜、姜瑄、陈俊逸、张兴富和我等七人组成的常务校董会;经常务校董会决定，组建了学校的领导班子，由周学庸任校长、我任教导主任、熊运矩任事务主任;向国民党教育部申请立案。经过半年努力，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我们便招收高一、初一两班学生，于1944年9月初正式开学。一个具有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学校模型的外壳，而实际上是按中共指引的革命道路前进的中学便在重庆诞生了。

　　1944年冬，日寇侵占贵州独山，重庆人心惶惶。12月的一天，刘光约见陈俊逸、姜瑄、孙稚礼和我去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这天八点多钟，刘光在求精中学大操场边接我们到50号救亡室坐下后说：“周恩来同志要接见你们。”我们非常激动。不一会张佛翔、朱语今来了。接着，刘光陪着周恩来来了。我们都站起来，刘光给我们作了介绍，周恩来叫我们坐下后说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了独山，贵阳已紧急疏散，我们要作好准备，万一日寇进犯四川，不管蒋介石投降与否，我们都要坚持抗战到胜利，必要时，我们要组织打游击，以自救救国。蜀都中学已经办起来了，就要坚持办下去，而且把它办好。要用抗大精神来办：发扬革命求实精神，课内外结合，校内外结合，把中国民族解放斗争和民主革命教育结合起来，把蜀都办成一个民主革命运动的堡垒。要培养输送革命干部，必要时可以带着学生上山打游击，四川的通、南、巴、酉、秀、黔、彭、华蓥山都是打游击的好地方，把教育和革命斗争结合起来。蜀都要办成培养输送革命干部、掩护和转移同志的一个“据点”，还要在教育战线上、在青年学生中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最后周恩来说：“听说你们办学很艰苦，创办人教书办事不要工资，只吃饭，吃菜吃胡豆青菜叶，洗脸在溪沟里，生活是够苦的，但这也是锻炼人嘛!大家一定要克服!我对同志们艰苦创业的精神表示感谢!”周恩来谈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去。刘光带领我们继续座谈。大家议论着：“如果日寇从独山继续进犯，我们怎么办?”“我们带领学生到哪儿打游击?”等问题，一致认为：华蓥山在四川中部，离我们很近，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午饭后，我们继续讨论了华蓥山的具体情况及学校如何做准备工作等具体问题。天快黑了，刘光用周恩来的黑色轿车把我们三人(陈俊逸从后门走河边小道回去)送出，在浮图关半坡上停车，我们三人下车后分别回去了。

　　1945年4月，刘光又约我和陈俊逸去红岩村。早上，我由红岩村背后的石板路下来，到铁篱笆围着的院墙门前，见刘光已等在那里。刘光立即把我们带到二楼青工组办公室，然后请林伯渠给我们讲当前青年运动的方向。林伯渠满头银发，他是来重庆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之一。他说：八路军已在中原开辟战场，王震部挺进湖南取得了胜利，日寇已被赶出贵州独山，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已被打退，形势有利于挽救危局，争取抗战胜利。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已经出笼，“十万青年从军”运动已经搞起来，法西斯独裁的鬼影已在露面。因此，当前青年的任务应当是：争取独立，政治民主，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十万青年从军”运动的实质是在建立法西斯党卫军。我们要号召青年到中原解放区去，到农村去，为争取抗战胜利，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林老上午讲了一个多小时，吃了午饭休息一会儿后，又讲了一个多小时才结束。结束后刘光提着藤包送我到化龙桥，陈俊逸留下，晚上看了《兄妹开荒》等秧歌剧。

　　1946年上半年，南方局领导机关已逐渐转移去南京、上海。重庆成立了公开的四川省委。南方局交通处所属中国工业原料公司，这时掌握了江北石门运通炼油厂厂房一座。公司经理杨仲明(后任上海外语学院党委书记)与四川省委秘书长袁超俊商量后报经党组织决定将厂房交与蜀都办学。为了掩人耳目，以公开买卖方式，卖给了蜀都中学，实际是送给了蜀都中学。由此可见，党是十分关怀支持和重视蜀都中学的。

　　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蜀都中学的党员从筹备办学起就一直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指示，按党的要求办学是蜀都中学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未完待续)

　　(张仲明，时任重庆蜀都中学校董兼教务主任，在学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