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

　　口述人：雷隐

　　原江北县县政府在江北城现在的街道办事处和消防队及公园进门的过道这一块地方。现在江北区的整个辖区都是原江北县的区域。江北县政府在抗日战争后期迁水土沱。江北县当时仅有一所江北县立初级中学，全部是男生，江北中学是江北县最高学府，除此而外还有几所私立学校：治平男中、治平女中、宾兴女校。

　　1937年我进入江北中学读书，那时江北中学的面积较宽，到江北职业中学，食品公司和重庆织布厂、江北印刷厂的职工宿舍，后面一直到现中山林都属于江北中学。当时的校门在现食品公司旁边一个叫肖朝届的巷子里。

　　我有个哥哥叫雷志伦，是江北中学22班学生。那时的校长是宋拓余，他是留日的，学校还有两位进步教师黄蜀澄、付一凡(付世玙)。听哥哥讲，这个学校原读书风气不太好，黄蜀澄、付一凡去后学习空气和政治空气迥然不同，加强了学习，校际之间的活动也开展了。之后学校成立了学生会，参加了市学联。我哥哥是学生会主席。当时江北中学在抗日救亡方面是搞得很好的。

　　我1937年下半期到江北中学读28班。我去时宋拓余和黄蜀澄、付一凡老师均已离去，校长是代世祯。他是民革成员，比较开明。他聘请蒋昭麟任训育主任，杨楚珩任教务主仼。当时正值七七事变暴发，我在江北城的江北中学又读了一期。为避免空袭，1938年上期江北中学就搬迁到江北县的悦来场徐家坝，去后，由蒋昭麟出面组织了一个抗日救亡团，开展抗日宣传，本来学校的抗日宣传应是课余宣传，但老师对抗日宣传很积极，当时成了一个主要任务，以致抗日宣传团的同学还停课到工厂、农村进行宣传。抗日宣传团的团长是蒋昭麟，文艺宣传是我和另一个人负责，后勤是李厚荣(后名李培根)负责，他是26班学生。抗日宣传的方式是演讲、写标语、唱歌、演街头剧等，曾演过大幕剧《三江好》，街头剧就是当时盛行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出之前找了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来指导，所以演出效果是比较好的。文艺界的陈波儿(后任中国艺术学院院长)来指导过，作曲家郑沙梅，笔名沙梅，也来教我们唱抗日歌曲。这两个人与蒋昭麟原是暨南大学同学，他们都来辅导过我们。《三江好》的演出效果比较好，对激励群众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起到了好的作用。我们的宣传对象，开始是在附近的大夏中学和青年会中学等学校演出，后来到工厂、农村和场镇演出。曾到过最大的一个煤矿，即白庙子附近的一个煤矿演出。我们的宣传范围很广，江北县的乡镇几乎是走遍了的，如悦来场、鸯鸳场、礼嘉场、水土场、两路场都去过。开始因我校无女同学，女演员就由男同学反串，后来我们就主动与大夏附中、青年会中学搞好关系，需女同学时找他们的女同学来参加。大夏附中有一个东北来的女同学，叫黎素琴，她的演技很好，很受群众欢迎。这样一来，在江北县、江北中学的抗日宣传就很有名气了。

　　此外，学校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以宣传团为基础，吸收宣传团的积极分子参加。以李培根和余兆楠出面成立了一个解放读书会。这是半公开的一个组织，组织成立以后蒋昭麟和语文老师黄觉庵常来，跟同学们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知识。学校早就订有几份《新华日报》，同学们又积聚了一部分资金买了一部分书刊，如《群众》《青年生活》《论持久战》《联共党史》《大众哲学》《子夜》《呐喊》《萍踪寄语》等，书买得不少。当时我们不知道有党支部，后来才知道有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培根，组织委员是余兆楠(余从容)。解放读书会是在支部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有了解放读书会后，大家经常商讨抗日救亡工作，也曾多次酝酿派一部分人到延安去。这之前有个叫唐仁强的同学到延安去了。后来我们准备大批去时，接到通知叫不要去了。当时我们知道有两个原因，一是国民党封锁得厉害，一是党中央通知不要都往苏区走，白区应有人工作。所以原打算去的一大批人没有去成。

　　由于江北中学抗日救亡活动搞得很突出，政治空气较浓厚，国民党当局对江北中学就比较注意了，造舆论说：江北中学被共产党把持了，江北中学“赤化”了。读书会分析了这个情况，认为可能出问题，叫我们也注意一点。果然，到了1939年国民党就通知撤换校长代世祯，派来张鸿逵任校长。张鸿逵是国民党的党棍，他是由江北县伪县长晏德殷亲自带了许多兵如临大敌般保护着送来的。张鸿逵来后就把训育主任蒋昭麟、教务主任杨楚珩和他所知的进步教师都撤换了。紧接着勒令解散抗日救亡宣传团，开除和默退了一些抗日救亡宣传团的同学，其中有代祖绳和我。此后，江北中学的抗日宣传活动就停止了。以后我们就离开了江北中学。我于1939年离开江北中学后，因教务主杨楚珩到建川中学作教务主任，我也到了建川读高中。蒋昭麟和李培根到了中国公学。

　　从1937年到1939年，是江北中学学生运动的高潮时期，当时不仅对附近，对整个江北县的影响都是比较大的。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很恼火，就派了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张鸿逵接管了江北中学。此后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就处于低潮了。

　　(雷隐，当时是江北中学学生，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团，负责文艺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