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治平女中入党前后

　　口述人：刘芝蓉

　　1936年，我入治平女中九班读书。西安事变前治平女中是很沉寂的。学校设置了带封建性质的家事课来教育女学生如何当个贤妻良母，训育主任王瑶章教我们学缝纫、烹饪、剌绣、编织。课余时，同学们多是三三两两地摆谈家务事、织毛衣、绣花。大家都认为这些事是妇女应该学、应该做的。至于谈到如何侍候公婆、丈夫，养育子女等，大家虽有些害臊，不敢发言，但也都洗耳恭听。学生对其他课程的学习也都很努力，多是死记硬背，从未热烈地讨论过。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了。这月的中旬或下旬的一天早晨，忽听得声声爆竹震荡在寂静的校园上空，有同学反复地大声叫喊：“蒋委员长脱险了!”升旗集合时听教师讲后才知道是蒋介石不抗日被张学良关起来了，后来蒋介石同意抗日了，张学良就把他放了。此事在学生中的反响很强烈：有的骂张学良，有的说张学良好。我们班上的同学因听老师讲过东北沦陷区同胞的苦境，大家都说：只要蒋介石领导人民抗日，我们就不会当亡国奴，张学良是东北军首领，一定会收复东北三省的。我们希望他们抗日，收复国土。

　　此后，学校发生了变化。语文教师万和甫本来思想比较进步，他选了些报章、杂志上的评论作教材。如选新民日报上的《抗战时期应该宣扬孔教吗?》为教材，万老师大讲：现在是国家危亡的时候，人民不愿当亡国奴，应该管理国家大事，争取自由，反对内战，团结抗日;妇女也应反帝反封建和管理国家大事等道理。我们女中九班的同学一扫昔日的沉闷之气，变得活跃起来了。大家喜欢听时事、看报纸，特别喜欢看《新华日报》。议论国事之风增长了，抗日热情提高了，抗日活动也逐渐开展起来了。

　　同班同学朱贻先的家就住在江北城正街。她消息灵通，经常给我谈些外面的情况。一个星期日返校后，她悄悄对我讲：张某某要我找可靠的进步同学给蒋介石写信，要求他团结抗日、停止内战。我俩商量后，决定由我俩各写两封信寄南京政府。右手写的信，把字写正规点，要求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各民主党派共同抗日;左手写的信，以工人的口气，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否则广大工农群众就联合起来打倒他，这是封匿名信。星期日深夜，我和朱贻先还写了几张要求蒋介石抗日，否则就打倒他的传单贴在门口墙上。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努力，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实现了。党领导全国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唤醒民众奋起抗日。学校的进步教师都在课堂上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同学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语文教师冉启熙是共产党员(后叛变)，他在课堂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使我们都受到了教育。课余时，朱始先和我都喜欢向他提问题，一起交谈，他见我们热烈地追求着新思想、新知识，便介绍我俩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接受教育。后来陈璧玉和段平莲也同去了。我们每周去一二次，多是张玉琴(她在根据地当过县长)接见我们，同我们交谈。她丈夫周怡也常同我们谈话。他们水平高，无论什么道理都深入浅出，我们易懂易接受。每次临走时还要给我们介绍几篇文章，给几本小册子或杂志，让我们带回学校学习。我们回校后如饥似渴地读着，有时连课堂作业都忘了做。在他们的耐心教育和引导下，我们懂得了许多抗日救亡的道理，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不做亡国奴的愿望，使全校师生精神振奋，积极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全校曾多次上街游行、贴标语，数学教师吴太彬参加了游行，还领头呼口号。标语、口号均照《新华日报》所登文章的内容拟定。游行是宣传，经过宣传，群众懂得了不当亡国奴，就要反对汉奸卖国贼，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方等抗日救亡的道理，起到了唤起民众的作用。我们还要求音乐教师教唱抗日歌曲。学校早晚升降旗都唱《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游击队员之歌》等抗日歌曲。歌声响彻校园。

　　各班还开展了许多活动，如出墙报、组织歌咏队、宣传队等。大家热情很高，白天上课，晚上写墙报、排演话剧、制作标语等。利用课余时间上大街讲演、唱歌、演剧，星期日下农村，到乡场上去宣传。我们曾到过人和场、双碑及附近农村去宣传。有时星期六到城里(今渝中区)的社交会堂听名人讲演。我曾听过邓颖超、史良的讲演。暑假我留校在工农夜校上课。这是个扫盲班，我们在教学生识字的同时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讲述沦陷区亡国奴的悲惨生活，激励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总之，那时学校的抗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很有声势。

　　抗日救亡活动的深入开展，鼓舞了民众的斗志，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也锻炼和教育了同学们。许多同学从拥护党的抗日主张，到热爱中国共产党，有的要求入党，有的向往革命圣地，渴望奔赴延安。

　　1938年暑假前，我和朱贻先到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报名去延安，后被录取。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朱贻先和我去陕北，我因凑不足路费未去，朱贻先去了陕北公学。同年8月，根据我平时的要求，组织上派夜校负责人、男中部同学王荣贵、余先云(后去抗大)发展我入党。不久又发展段平莲、陈璧玉入党。我们三人是一个党小组，经常在一起学习《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社论和进步杂志。党小组的负责人先是王健民，后是大夏中学教师和姓倪的同学。在党的领导下，我们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下半年，学校开展了募捐支援前方的活动，各班同学都争取童子军教官的支持，同学们身穿军装，手持军棍，走湾、串户地募捐，我们主要找当地的士绅和有钱的商人募捐。也曾到大街和公路上去募捐，我们用军棍架起拦车，当乘客下车后，我们就一边宣传，一边募捐，一个不漏地募捐。有一次我们把沈钧儒拦下了车，他微笑着称赞我们并慷慨解囊。学校用募得的捐款买了许多灰布和毛线，要求每个女学生做一件棉背心，织一双毛线袜子。发布、发毛线和收缴成品，寄往前线等事均由训育主任王瑶章负责。这一时期我们几个同志还办了墙报，每半月出版一次，贴在柱花街墙上，重庆广告公司的刘芝达给我们画了漫画和刊头，我们的墙报十分引人注目，过往行人看的不少。

　　1939年暑假我们毕业了。许多同学升入了高中，我因无力继续升学，组织同意我工作。堂兄刘云怀介绍我到江北复兴场逊敏小学教书，后到新民小学(在黄家祠堂)教书。在这些学校，我们也开展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

　　1940年后，蒋介石公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我党地下组织的同志，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更谨慎，公开的群众活动就停止了。

　　(刘芝蓉，治平女中学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