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我在江北的活动

　　口述人：唐林南

　　第一次受到革命理论教育

　　1936年，我家住在江北城里，我在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秋后参加了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学联布置寒假回家的学生在住家所在地开展救国活动。

　　住江北的青年学生在重庆读书的多，江北中学的黄觉庵(当时重庆市学联在江北的负责人)领导我们。在尹家祠堂开办了一个学习班，对外叫文艺讲习班，讲文学思想史、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大众哲学等，从当代文艺思潮联系到时事，讲日本的侵略、国家的危急，要求民主、抗日，救中国，又介绍了新西北的民主运动等。

　　参加学习的同学有二三十人。记得确切的有王成志、尹家两姊妹。这是我所知道的学联建立后办的学习班，训练了一批学联成员。我是第一次受到革命理论教育，印象很深。

　　开办工人文化补习班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暑假我又回到江北。学联布置我做工人工作，向工人宣传民主、抗战，发动工人运动。

　　我们办了工人文化补习班，得到三山庙重庆市第九小学校长李倩侠的支持，借教室办补习班，校门上还挂着补习班的牌子，以壮声势。参加学习的工人主要是三山庙对面电池厂的工人，好像还有油漆厂的工人。参加这项工作的除王健民、王成志、刘昭谷外，还有省女职校的许光鉴、李明淑。

　　参加抗敌后援会宣传队

　　“七七事变”后，革命形势高涨，重庆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这时的重庆还是刘湘的势力范围，国民党要争取对这个组织的领导，我们也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组织来宣传、发动群众。我们开展街头宣传、出壁报等活动。在江北正街，我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唱“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整个江北城沸腾起来。我们的壁报贴到大街上，非常引人注目，我主要搞壁报的图画版。

　　有一次，我在题为《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的刊头上画了一幅有共产党党旗(是仿苏联书刊上的党旗画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的刊头画，使国民党江北县党部大吃一惊，大兴问罪之师，召集我们去查询。李成英叫我躲在他们身后，由她和刘隆华、徐邦贤等出面据理辩论，后来倒也没有出什么问题，活动仍然照样进行。

　　1937年冬，学联号召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以抗敌后援会名义组织农村宣传队。在江北国民党党部开会筹办，县党部还给了些纸笔墨汁等宣传用品，负责组织的是李成英、刘隆华、徐邦贤等，参加的人很多，每次数十上百人，声势浩大。巴农同学苟耀华、刘岱云和成世模等，都在江北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春，学校开学了，但这种下乡宣传活动仍然继续在星期日、节假日进行，各个学校都有组织到江、巴两县乡镇宣传的。

　　负责牙刷厂党小组的联系工作

　　1938年5月初，我在高工校被捕，经党营救出狱，就隐蔽起来，一段时间没有参加公开活动。同年7月，我入党，9月关系转到江北治平小学王泽纯手里，他安排我脱产做党的工作，叫做职业党员，党组织每月发给八块钱的生活费。

　　他叫我负责联系牙刷厂工人党小组。我在江北公园后街租了一间民房(楼上)作为我的住地，同时作为党的活动地点。牙刷厂好像是在简家台，党小组党员约六至八人，我们彼此都不知道真名实姓。后来我又和织袜厂、毛巾厂的工人联系。

　　1939年春，学期开始，治平小学缺个教自然课的教员，我去代课，住在学校，参加治平小学的党小组，就没有再负责牙刷厂小组的联系工作了。

　　演出话剧颇有影响

　　1939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得到通知去协助排演话剧。我自被捕后一直隐蔽，自此才参加公开活动，但仍然在治平小学党组织过组织生活，这只是去协助工作，对福音堂党的组织活动不多了解。我们演出话剧《汉奸之死》，故事性强，情节动人，轰动了江北城，引起街谈巷议，颇有影响。

　　战时书报供应所在江北福音堂内开辟了一个图书阅览室，展出进步书刊，供群众阅读，妇救会等群众组织也在这里活动，成为江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据点。

　　1939年4月后，我离开江北去了磁器口支部。

　　(唐林南，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学生，家住江北城，利用寒假回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