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我在江北县委的工作情况

　　口述人：黄觉庵

　　按我个人的回忆，抗战初期江北县党组织前三届的顺序是这样的：郝威(罗清)作县委书记是1938年暑假。郝威筹办清华中学，后来兼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时间是1938年秋天。我是1938年9月到1939年2月作江北县委书记。陈野苹是1939年2月来接替我的。

　　我是1939年2月初从江北县调宜宾中心县委工作，陈野苹从宜宾调任江北县委书记。听说陈野苹原来是庆符县委书记。

　　江北县这个地方当时的行政区划与党组织管辖的地区不是完全统一的，不懂得这一点，有些问题就弄不清楚，怎么江北县又钻出另一个党组织来了呢?有一些党组织不是属江北县委管，而是由重庆市委直接管。比如我在江北中学时，冉启熙在大夏中学教书，江北中学迁到乡下后，跟大夏中学很近。我早在治平中学教书时同冉启熙就很熟了，后他在大夏中学负责党的组织工作，我在大夏中学学生中发展的五个党员都交给他，由他领导。后来江北县中的党员也由他管，他直接同重庆市委联系。就这样，在江北县内，有的组织关系不归江北县委管。

　　我当县委书记时，21兵工厂(原汉阳兵工厂)有个姓黄的县委委员分管宣传，同时也是21兵工厂支部书记。

　　江北县当时的党员中，有些比较突出的党员，我印象深一些。有个党员叫陈怀刚，比较强。他是空军航空通讯技术学校的教官，他不是在江北发展的党员，是外地入党的，1937年底组织关系就到重庆来了。1939年2月以后，还在航空通讯技术学校发展了郭登明、杨建华、王友山等入党，但他们与陈怀刚没有组织关系，这是个特殊情况。同在一个单位，按现在的情况应该是一个支部，但当时的组织关系没打通。陈怀刚后来的下落不清楚，郭登明后来在成都坐牢牺牲了，杨建华后来脱离了组织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听说在武汉，我还给他写过证明材料，王友山下落不明。

　　他们当时在航校里都是教官。那时是抗战初期，江北的抗日救亡活动很活跃，他们(陈怀刚除外，因他当时已是党员，为了保密，没有参加对外活动)也是很活跃的。所以江北县的一般党员和进步群众对郭登明、杨建华、王友山都有接触。你搞救亡工作，我也搞救亡工作，大家就搞在一起来了。江北正街福音堂有个书报阅览室，在里面演剧、编写壁报、搞抗日宣传，那是当时抗日救亡宣传的一个重要据点，也算是一个统一战线中心。我们先在那里搞救亡宣传活动，郭登明、杨建华、王友山等人一来就是七八个，戴着国民党空军军官的帽子，穿着军官服，开始大家对他们很警惕，不知道他们的政治面貌如何，思想倾向怎样。后来时间久了，彼此熟了，觉得这几个人的政治态度还是好的。当然我们还是不敢发展他们入党。郭登明、杨建华就到八路军办事处(南方局)找到董必武，直接要求入党，而且多次去，反复要求。经过南方局审查，又来问过我们的意见。我原来从空军航空通讯技术学校里面陈怀刚那儿进行了一些了解，知道他们在校内政治表现也是好的，大家认为可以。所以，1939年2月陈野苹来的时候，川东特委决定吸收他们入党，由我作介绍人，陈野苹作监誓人，为郭登明、杨建华举行了入党仪式。王友山入党比郭登明、杨建华晚一些，是我离开江北以后的事了。郭登明、杨建华等人始终不知道陈怀刚是党员，他们的关系未打通。后来，陈怀刚的组织关系交给重庆市委去了。

　　当时福音堂是个公共场所、活动中心，大家在那儿搞壁报、演剧等。李成英当时年轻，也在那里演过剧，搞过抗日救亡活动。另外，王成志、吴忠告、刘昭谷等也在那里搞过抗日救亡活动。刘昭谷1939年1月初，经吴忠告介绍入党，在王成志家中宣誓，我是监誓人。

　　我在大夏中学学生中发展了五个党员交给冉启熙领导。这五个党员是：冉实、林琼英(后名林斯永)、王德英、杨世杰(又叫马新，黄火青的爱人)、秦玉士(后名秦晋)，都是丰都、忠县来的学生，1938年夏秋之间到延安去了，在江北活动的时间不长。

　　那时，一些牙刷厂工人、织布工人的支部是王泽纯负责，他任支部书记。有时他们晚上开会，我去讲政治课，也同他们一起研讨工作。

　　王泽兴、魏镕、吴忠告等人是一个支部。

　　寒暑假时，在重庆读书的人回到江北这边来活动的就更多了，像李成英、毕雪琴就属这类人。学生救国联合会，也就是学联，组织有假期读书会，实际上就是个学习班，专门有人讲课，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讲党的建设等。那时学生的政治思想比较好，都公开讲。

　　21兵工厂支部有十几个党员，多数是武汉来的党员，当地发展的党员很少，他们开支部会我去过几次。后来，还专门搞了个培训班，讲党课，川东特委派李维来，由县委介绍到厂支部去，住在那儿讲了几堂课。李维是自贡人，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

　　民生机器厂党的关系是罗清交给我的。民生厂有三至五个党员，建立过支部，支部书记是个材料保管员，叫张造存。我到民生厂后与张造存联系，也参加过他们的支部会。1939年初我调离江北后，1940年夏又回来，在民生机器厂呆过一段时间，但是不管江北县的工作，只作为一个职业掩护。所以在厂里常和张造存碰面，但他不招呼我，我也不招呼他，大家心里明白。他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在厂里住的时候，廖志高和王致中(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常到我这儿来，虽然按照秘密纪律，民生机器厂的组织情况我不便问他们，但我问过这个人的情况，说没有问题。当然没问题我也不再打通组织关系。

　　在江北，1938年底到1939年初工作比较多，经常组织人去鸳鸯、悦来等处赶场，搭戏台子演话剧、作街头宣传等。

　　我在江北作县委书记的时间不太长，就是1938年9月到1939年2月这半年时间。

　　1935年，我在江北中学教书，没有多少活动，我只是介绍过一些老师到治平中学教书，如周笙竺、向宇叔等。这些人原都入过党，后来没有关系了。如周笙竺，1924年入党，他以教书为职业，政治思想上还是比较好的，还是传播进步思想的。我同王泽纯相处，在政治上有一些影响。王泽纯是治平小学部的主任，相当于小学校长。他是一个老老实实办事的人，后来看了些进步的东西。我去后，也介绍他看了一些社会科学、进步文学方面的东西，后来发展他入党。

　　我在治平小学、中学教书，接触了一些学生，后来就到了江北中学。那里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当时校长是代世祯，教导主任熊文建，训育主任蒋昭麟，总务主任张某某，这几个人过去都参加过我们党或团。熊文建在大革命时期当过川东学生联合会的主席。教师中还有个覃正中，和我是中学时的同学，政治思想是进步的。代世祯这个人比较正派，原来在军阀杨森那个系统当过县长，县长下台后才当的江北中学校长。所以江北中学里情况比较好。对抗日救亡活动，代世祯、熊文建不参加，但蒋昭麟这个人比较活跃，也参加一些救亡活动，蒋昭麟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党的关系，当时我知道他没有。

　　覃正中是长寿人，当时在学校活动不多，也是个很老实的人，踏踏实实地教书，但政治倾向是好的，懂世界语，在北平被捕过，当时不是党员，后来从事革命活动，入了党。

　　那时，在学生中有一些活动，除了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外，重要的就是搞读书会，特别是寒暑假，几乎每个假期都要搞，除指定书自学外，主要是讲课。这是学联组织的，学联又叫学生救国联合会。读书会是全市性的，全市有好几个点，漆鲁鱼等在重庆那边讲，我在江北这边讲，主要讲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人运动，甚至讲斗争艺术等。

　　到了1938年廖志高来了之后，大量发展党员，把很多救国会员转为党员。因为这些人已经在到处找党，到处碰，就是找不到门，像刘隆华、李成英就是这样入党的，正面给她们讲一声，她们非常高兴，因为内心里面早就向往着党了，早就是求之不得。李成英入党后，组织上就叫她去接收几个救国会员入党，组成支部，由她任支部书记。当时组织上免去了她的预备期。我介绍刘隆华入党后，紧接着也要她去发展另外的同志入党。

　　1939年初我调离江北，到宜宾中心县委，后来又到涪陵去清理整顿组织，花了二个多月时间。回到重庆，又到綦江，在东溪中学教书时间很短，就出问题了。东溪中学是个私立学校，有两个学生是清华中学转过去的，他们认识我。因为我在清华中学是被赶出来的。在清华中学，那个童军教官很反动，说我是异党分子，组织起人要打我，赶我。实际上我当时不在学校，郝威带了个信叫我不要回去了，并把我的东西带到江北城来。就这个事，那两个学生讲开了，校长是个党员，当然没有问题。掌权的是董事长，他不同意，于是又从綦江转回重庆，后来才到民生机器厂的。

　　君志洁(后名尹涤生)，江北县人，同我有接触，互相认识。当时他是君家祠堂办的崇德小学的校长。我介绍过王绿澄到崇德小学去教书，王绿澄后来才转到平儿院教书，大概是1938年秋王绿澄就转到成都去了。君志洁同何祝嵩有往来，我到崇德小学去，也就同他们有接触，我到何祝嵩的家里去玩过，是一般的社会关系。那时认为这个人脱了党的，但倾向还是比较好的。

　　君志洁是党员，是1939年转移到成都后，经王澄绿介绍入党的。尹志洁入党前到过延安，后又回来了。

　　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一般情况，吃饭、穿衣主要靠自己。但生活也不是一直很艰苦，还要看具体情况。比如我在江北中学教书，在搞救亡工作中，好多时候是我请客，因为当时我一个人，无负担，包包里的钱还是比较多的。后来到了宜宾，没有社会职业，靠党组织供给生活费，就比较艰苦些。后来结婚了，负担重一点，情况又不同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过后，情况就普遍比较艰苦了。当时党组织有决定，自己找个社会职业，有了收入，起码要存上三个月的生活费和准备转移的路费，这一笔钱无论如何不能动，一旦有事，便可迅速转移。

　　(黄觉庵，1938年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