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厂党支部与抗日救亡活动

　　口述人：童年

　　我本是重庆人，后经亲戚曾泳曦(曾洁、曾广谦)的父亲介绍，到上海中华船厂工作。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件后，我离开上海辗转来到重庆，大约是9月份了。

　　我回到重庆时，曾泳曦已在重庆光华大学读书，她的表兄何柏梁在重庆大学读书，由他俩发起组织了一个有十几位亲友参加的亲友乡村宣传团，我也参加了该团。这个宣传团，由曾泳曦任团长，何柏梁任副团长，大家出钱，利用寒假下乡宣传。我们曾到过鸳鸯场、悦来场、两路、马王场、北碚一带宣传抗日救亡。可能曾泳曦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已入党，后来她与何柏梁结为夫妻。他俩同于1948年被捕，何柏梁牺牲在渣滓洞，曾泳曦被捕后因生小孩获保外就医出狱。

　　1938年春节后不久，大约3月份，我经曾泳曦的好友唐聚奎介绍，进民生厂设计室工作。这时的厂长是陶建中。

　　我进厂不久，大约在四五月份，曾泳曦介绍我入党。我填了一张油印的入党申请书。我入党后第一个与我联系的人叫杨君模。这人戴副很深的眼镜，他说他在民生公司会计室工作。杨君模经常向我了解厂里情况，他与我联系了四五个月后，又由一位比我稍高，年纪比我轻的人来联系。二三个月后，又由一位比我稍高的人来联系。这人跟我联系的时间从1938年底到1939年秋。1939年初，民生厂办了一个艺徒训练班，班主任由民生厂总务主任曾文生兼任。唐鼎铭和任克谦(后名任中阳)都是艺徒训练班的学生。1939年初，第三个联系人告诉我艺徒训练班里的唐鼎铭、任克谦是党员，叫我们三个党员建立一个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支部建立后，我们定期过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中，学习过党纲、党章、《论新阶段》《论持久战》等。过组织生活的地点常在中山林和外梁，有一次在观音庙侧的树林附近。联系人曾参加过我们的支部会议，重庆解放后我才知道这第三个联系人是陈野苹。陈野苹之后还有一个人与我联系过二三个月。

　　我在设计室工作的同时还在艺徒训练班教识图、制图。设计室的工作很忙，有时还要加夜班，但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艺徒训练班上。

　　支部建立后，我们通过艺徒训练班，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一是出壁报，大约每周出一期，壁报的内容，主要是从生活书店出版的《全民抗战》里壁报资料中抄来的，同时还结合厂里的情况补充写点材料。壁报先由任克谦抄，以后主要是尹时雨抄。尹时雨在民生公司青草坝材料库工作，是党员，陈野苹通知他在我们支部过组织生活。尹时雨的字写得好，经常抄壁报，他很积极，稿子一拿到手，就连夜赶出来。壁报一般是照抄三份，分别贴在厂内、三洞桥、江北城，有时还贴到溉澜溪。正逢“五一”节那次，我们贴壁报的同时，还贴了许多标语。

　　我们在艺徒训练班内还组织了一个抗日宣传队，曾到鸳鸯场、悦来场、北碚一带宣传。我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文艺节目，很受欢迎。平时宣传队就在厂内和三洞桥搞些宣传活动，鼓动抗日，反对投降。艺徒训练班的学生还到重庆城参加过两次游行，其中一次是纪念五一节的游行。

　　大约在1940年初，为了艺徒们能加强联系，自发地组织了一个职工联谊会，大家选张国雄为主任。在我任支部书记期间，有时民生公司的船员随船到厂修理，陈野苹曾通知过几个船员在修理期间到我们支部过组织生活。陈野苹还通知我找张造存来过组织生活，过了几次组织生活后，张造存自己不来了。我向陈野苹汇报了这个情况后，他说以后就不通知他了。王纪刚、张国雄、黄伯均都是艺徒训练班的学生，我把王纪刚当做入党积极分子通知到我们支部学习过。

　　与我同在民生厂设计室工作的王芝伦(后名王伦，后来我知道他当时已是党员)是杜重远介绍进厂的。王芝伦留学德国，懂几国语言。他在民生厂工作一年多，没有什么活动。我与他不发生组织关系，我只知道他以前与《新华日报》有联系。后来王芝伦参加了路易·艾黎办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离开民生厂到工业合作协会万县办事处工作去了。我因在民生厂有点暴露，写信给王芝伦，他同意我去隐蔽。经组织同意，我于1940年离开民生厂到工业合作协会万县办事处工作去了。(童年，1938年入党，1939年任民生厂党支部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