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江北县委及所属党组织

　　口述人：陈野苹

　　我是1939年1月到9月在江北县任县委书记的。我任县委书记时，黄致祥任组织委员，罗清任宣传委员，徐邦贤任妇女委员。以后徐邦贤调走，由王健民任妇女委员。黄致祥也因任21兵工厂支部书记而只任县委委员，不做组织工作，以后由李思源任组织委员。在我离开江北前，罗清也调走了，由魏文引接任宣传委员。我离开江北后，由蒲华辅(郑理中，后叛变)接替我任江北县委书记。

　　1938年和1939年初，是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时期。一些救国会的成员，如李成英、徐邦贤、王健民、吴忠告、王泽兴、唐林南和航空委员会通讯人员训练班的积极分子一道，团结了大批爱国青年，在江北城正街福音堂办救亡图书室、夜校，组织歌咏队、宣传队等，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福音堂成了党领导下的群众工作的重要基地。航空委员会通讯人员训练班的郭登明、杨建华、王语山都是从沦陷区来的，亲身经受了亡国之痛，他们怀着满腔仇恨和强烈的爱国热忱，一到江北城，就积极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积极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郭登明先入党，他入党后又介绍杨建华入党，我是杨建华入党的监誓人。当时王语山的党籍没有解决，黄觉庵转下来时就向我说明了情况的，他表现很好，由我单独联系。

　　为纪念1939年的“三八”节，江北妇女慰劳分会请了邓颖超、史良两位妇女界的领袖到江北福音堂作过一次讲演，讲演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这次活动规模大，参加听讲的人很多，影响是很深的。

　　从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针以后，压制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逐步走向低潮。到5月以后，群众性的宣传活动就基本停止了。

　　我任县委书记时，直接联系的基层有21兵工厂支部、寸滩支部、民生机器厂支部、牙刷厂支部。

　　我到21兵工厂支部去的次数最多。我在支部办了一个训练班，每周上两次党课，由我给他们讲党的基本知识。21兵工厂的支部书记是黄致祥。有一个党员是湖南人，姓刘，是从国民党兵工署军工学校毕业出来的，在21兵工厂当职员，他的关系转在我手里，由我个别联系。我把他介绍给黄致祥，与黄发生了横的联系，但与支部不发生关系。因为刘某某与黄致祥经常联系，怕暴露，就把黄致祥调到刘某某的办公室任写字员。厂里经常试枪炮，有一次我带宋林到厂里去，正碰上他们试枪，宋林听到枪声，觉得别有一番景象，很是兴奋。兵工厂厂长叫李承干，这人在政治斗争中搞中立，他为人朴实，对工人较好。空袭警报拉响后，他不是自己进防空洞，而是站在防空洞口守着，让工人先进去。他允许工人出墙报，但不许工人谈政治。工人们对他的印象比较好，觉得他平易近人，比较关心工人。

　　寸滩小学支部，我去的次数也比较多，那个支部有四五个党员，支部书记叫吴孔昭，还有一个党员姓陈。我参加过他们的支部会议。

　　民生机器厂支部是黄觉庵交给我的，有三四个党员，支部书记叫童年，是长寿人，矮个子。

　　江北牙刷厂有一个党支部，我曾给他们讲过几次党课。

　　我还联系过江北城陆军后方医院的两个党员，一个是护士长，姓陈，云阳人;一个是护士，武汉人。这两人的关系是川东特委转来的，由我直接跟他们联系。联系时，有时是我到陆军后方医院去，有时是在治平中学斜对面一家面馆的空屋里，这房子是吴忠告或王成志替我找的。

　　甘代瑞(其姐叫甘代琼)是广安载英中学支部的党员。1939年从广安载英中学转到唐家沱载英中学读高中，他的关系直接转在我手里，我去联系过。

　　礼嘉小学的黄子固是魏文引介绍入党的，后来魏文引又介绍李秀英入党，我是李秀英入党的监誓人。这样礼嘉小学也有一个支部，由魏文引联系。

　　鲜文彦是魏文引父亲的勤务兵，我当县委书记时，由魏文引介绍入党的。郭英才是1939年中学毕业后由吴忠告介绍入党的。

　　治平小学有一个党员是王泽纯，那里的许多事是经过王泽纯办的。王泽兴在江北县政府建设科工作过，他在福音堂的活动比较多。

　　我在江北县这段时间先住在米亭子一家里弄式房子里，这房子可能是黄觉庵委托王泽纯找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林蒙带刘大震到江北，说他们的房子被炸了，要找房子。我当即通过王泽纯找到平儿院侧王泽纯家正房旁边的一间平房，三人同住。当天下午，这间房子被炸塌了，林蒙、刘大震又走了。主人的那栋房子是砖木结构，一楼一底，是王泽纯的舅舅所有，与王泽纯家同住。这次轰炸后，他们两家全搬乡下去了，只留一个老太太看家。我和王健民就在这里住下。除1939年9月我离开江北以前20多天住在魏文引家外，其余时间都住在这里。这就是县委机关。其间，川东特委曾在这里开过一次会，是林蒙先来和我商定的。林蒙常在这里和我联系。

　　(陈野苹，时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