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北县委的工作

　　口述人：李思源

　　江北县委是按旧的行政区划设置的，嘉陵江北岸包括老江北县城和朝天门两江汇合后下行的长江北岸均为江北县委所属。江北县委原属川东特委直接领导，后来成立了重庆市委才划归了重庆市委领导，代表上级直接领导江北县委的是川东特委的林蒙和重庆市委的王致中。

　　我是1939年7月初，也就是中小学开始放暑假的时候从巴县工委调来江北县委工作的，到1940年3、4月左右又调离江北县委了。这段时间内江北县委书记换了两任：1939年9月以前书记是夏耘(陈野苹);夏耘走后隔了一段时间，大约是10月以后由郑理中任书记(本名蒲正应，铜梁人，1948年在成都被捕叛变，后在重庆被敌人处死，名蒲华辅)。

　　我在江北县委工作期间，在党内用的名字是王亦林，社会上用的公开名字是张金城。生活费用由党发给，每月十元包干，约等于城区一个小学教员的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后来我在寸滩小学谋到一个教员的职务作掩护，每星期上十来节课，每月有八元左右的收入，党仍补足我每月十元的生活费用。

　　我是江北县委成员之一，分管组织工作，陈野苹任书记时，我记得还有一名县委成员叫王健民，是个女同志。郑理中任书记时还有一个分管宣传的县委委员叫李明(魏文引)。

　　我直接领导、联系的党组织和党员绝大多数是学生，其他的多为公教人员，一共大约有二三十名党员，他们的分布情况是：

　　鸳鸯场地区的清华中学有个学生支部，支部书记是李德宏，还有一个教英语的女教师蒋宪端和我单线联系，一段时间学生支部交由蒋宪端代管过。

　　悦来场和水土镇附近有大夏中学、江北中学、南京青年会中学中的学生党员组建的“大、江、青”特支。我记得起名字的党员有余从龙(余兆楠)和代祖纯。

　　江北两路口小学有两个教师是党员，都是女的，其中一个姓黄，我曾交给徐培光(徐淡庐)代管过。徐培光是南开中学学生，暑假转来江北，由我单线联系领导。后来我了解到徐培光的哥哥是潘文华的军需处长，又和潘文华是“老挑”(四川方言，妹夫或姐夫)，我认为有了这个关系徐培光可以到地方军阀部队工作，还可以利用徐家亲属在市内做生意的关系起一些特殊作用，比留在沙坪场家里的作用大。经请示上级，徐培光秘密地调出了江北。同时组织上约束我今后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徐淡庐联系和利用他的社会关系。

　　寸滩支部书记是吴孔昭，我记得另一个党员叫陈贞沛，璧山县人。支部在学生中还发展了几个党员。寸滩是个实验乡，它和北碚实验区一样属改良主义乡村建设学派经国民党特许设立的行政机构，在县里有特殊的地位，实行政教合一。乡公所和学校的负责人是一套班子，我记得好像吴孔昭是乡村建设训练班毕业的，是乡公所的实际负责人，还兼任了乡队附管了乡的武装。

　　陈贞沛是寸滩小学的负责人，好像是教导主任。吴孔昭、陈贞沛在学校给我搞了个教员位置，我每星期教十来节课，集中一天半在学校上课。县委研究过，要加强对支部的领导，对乡公所和学校进行控制，在学生中慎重发展党员，把工作逐步推进到农民中去。

　　我直接单线联系管理的党员还有兵工署弹道研究所的一个搞技术工作的党员，研究所在郭家沱50兵工厂厂区内。20兵工厂茅溪分厂内的一个党员。民生机器厂一个搞行政工作的党员。唐家沱载英中学内的党员。寸滩附近中华职业学校内一个教师党员。交通部轮机学校内的一个学生党员，这个党员是我在巴县中学读书时的同学，班次比我高。轮机学校设在停泊在唐家沱水面上的一只走近海的客轮上，这条船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附近扣留的一条日本客货船，名字大约是“江兴丸”。

　　在江北城内，我还联系领导过王成志和沈昌寿(沈知作)、沈昌益(沈作民)，他们都是学生，是在暑假转来的。

　　江北县委在1939年下半年已经停止发展党员了，县委也没有组织发动过规模较大的救亡活动，党员活动也基本上限制在校内和单位内，党转入了巩固组织的工作，特别向学生党员提出了搞好学习成绩，在同学中树立起好学生信誉的要求。对党员普遍进行过气节教育。

　　在江北我参与办过两次党的训练班。

　　一次是川东特委林蒙布置我，由我找的地址。这次党训班设在江北城下横街沈知作的家里。“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沈家移居江北城外乡下，城内房屋全空着，沈知作向他家里说有几个同学要借家里的房子请老师给他们补习功课，为取得沈知作父母的同意，我与他父亲见过面。时间是秋天，天气都比较凉快了。大约学了一星期左右，参加学习的有七八人，总人数在十人之内。沈知作负责办伙食。我和沈知作都参加了听课，其余的学员都是川东特委确定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参加学习的人的工作情况、姓名等，也不准在闲谈中询问这些内容。为应付突然事故，如查户口等，还编了一套口供。课程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有秘密工作技术一课，内容有盯梢和反盯梢。还有一条规定，就是搞秘密工作的领导人不得在群众活动的公开场合露面，《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公开活动更不能参与，即使是自己组织发动的群众活动连在围观群众中从旁了解情况也不许可，举了1939年“五一”游行时杨述被捕的例子。在气节教育课中讲了一个规定：共产党员被敌人抓捕后不得出卖同志和组织，否则就是叛徒，也不能出具悔过和自首的文书，否则也是叛党。但在敌人没有确实证据，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前提下，只是一般的嫌疑时，可以用群众的身份，以“行为不检”和“交友不慎”的口实争取释放，但不得谩骂和侮辱党，也不得接受为敌人工作的条件。另外我记忆中还有可以集体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规定，但有一个约束：必须事先得到党的批准，来不及事前报告的，可以事后报告。这一条不得向下传达，并讲了这是因为敌人常从集体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来作为发现共产觉员的手段而采取的防御措施。这次党训班，县委其他成员都不知道。

　　另一次是江北县委自己办的党员训练班，是由郑理中负责的。地点在城内七星岗将军坟附近一个清华或者大夏中学女同学的家里，也是我找的地方。时间在1939年底学校放寒假前后，学习时间只有四五天。学习人数不超出六人，除一个男同学(清华中学的支部书记李德宏)外都是女同学。没有集中住宿，午饭是在附近的饭馆包的，每天由饭馆的伙计送来。课程由郑理中拟定并由他找人讲课。我负责讲秘密工作技术，内容是我在川东特委学习班学来的。

　　(李思源时任中共江北县委组织委员，后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