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特委党训班与江北县委

　　口述人：林蒙

　　1939到1940年，川东特委在南岸和江北办了两期党训班，都是训练县级干部和准备提任县级职务的干部。这两期党训班是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筹办的，我只是教员。

　　1939年，川东特委在南岸黑朝门一个党员的家里办了一期党训班。在训练班讲课的教员有我们川东特委的几个委员：宋林、廖志高、陈奇雪和我。还有一个教员叫黄晓行，又名黄英，他是从延安回来的，职务不高，因他在延安学习过，就由他专讲党的建设。他有一个本本，能系统地讲党的建设。后来黑朝门这个办党训班的地方被国民党特务查抄了，但没有人被捕。我记得参加这个训练班学习的人有巴县县委书记罗浩(欧如钦)和我的爱人胡明，还有刘渝明。胡明是南岸海棠溪特支书记，她是县级干部的培养对象。

　　南岸党训班停办以后，在江北下横街办了一期党训班。训练班办在江北下横街觐阳门附近沈聿勤(可能叫沈昌贤)、沈昌寿(又名沈知作)兄妹家。沈昌贤、沈昌寿两兄妹均是共产党员，他们家里的人因飞机轰炸回乡了，房子空着，就在他们家办了党训班。参加这期党训班学习的人，我记得有从宜宾来的县级干部罗德之(后名罗金全)。他是宜宾的印刷工人，我在宜宾把他提为印刷工人党支部书记。在这次党训班习结束后，他被派到石柱县当县委委员，与廖霖生在一起。还有一个叫郭福玉，是万县师范调来的，这个学生读了很多马列著作，很能干，他是万县师范党总支负责人。在党训班学习时，他与我争论过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经过党训班学习后，他被调往泸州当县委干部。这个人在1948年《挺进报》事件后的白色恐怖中被捕后变节了。沈昌贤、沈昌寿兄妹没有参加学习，因沈昌寿是房东，他要负责训练班的安全和伙食。学习的人都是按名单参加，不是随便的。那时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纪律是很严格的，比如学员之间原来不认识的不准互相询间。这是训练县一级党员干部，基层党员不可能参加学习。李思源(当时叫王亦林)是江北县委组织委员。我们川东特委的几个常委都分工分管市内区县委工作，我分管江北县委和其他区委，因之我与李思源经常见面。

　　南岸和江北两个党员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都不上10人。在江北党训班讲课的教员还是川东特委的几个常委和黄晓行。宋林讲秘密工作，陈奇雪讲妇女工作，我讲政治经济学，实际是讲社会发展史，讲五种生产关系。那时没有《社会发展史》这本书，根据我所看到的书，自己拟个提纲就去讲了。那时谁讲课，讲什么课，什么时间讲课，都是宋林安排的。教员互不联系，各自来去。江北这期党训班的学习时间没超过两个礼拜，期间没有遭受破坏，顺利地结束了学习。

　　在1939到1940年这段时期内，川东特委妇委负责人陈奇雪(陈红藻)还在较场口一个党员家里办了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我也去上过课。参加学习的都是公开的妇女活动的积极分子。

　　1939年4月下旬，我由宜宾中心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川东特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到渝不久，即逢有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城内特委机关被炸，加上杨述被捕，我遂于5月初迁江北和夏耘(陈野苹)、刘大震共三人暂住平儿院王泽兴家，作为县委机关。就在安排好房子的那天，平儿院又挨炸，我们又分散了。6月我迁回川东特委在浮图关下自盖的一所房子，8月迁南岸。

　　1939年我分管江北县委，多次参加陈野苹主持召开的县委会议。当时县委书记是陈野苹，委员有王健民、刘大震、王泽纯。以后王健民因爱人问题离职，刘大震要求去西北联大继续上学，经特委批准离去，王泽纯也回家了。继任县委委员是：王亦林(李思源)任组织委员，魏镕(魏文引)任宣传委员。大约在1939年10月以后，陈野苹调泸州中心县委，郑重(郑理中、蒲华辅，后叛变)继任书记。我去接手江北县委时徐邦贤已改任巴县县委委员。王泽纯任过江北县委委员，时间很短。

　　1940年初重庆市委成立之后，江北县委属重庆市委管，我就不管江北县委了。

　　(林蒙，时任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江北县的工作，在党员训练班任教员。后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