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出江北县委的内奸

　　口述人：刘传茀

　　1940年9月，我调重庆市委时，市委机关设在陕西街戴家巷，我作市委宣传部长，兼管江北县委和城区区委。

　　第一次去江北视察时，留给我的印象是，县委不健全，好像是新组织起来的，只有县委书记欧阳克明和宣传部长肖蔚，许多关系还未接上。

　　欧阳克明在香国寺附近的中国兴业公司一个厂作中级职员，他的爱人陶秋白也是党员，一同住在那里。

　　宣传部长真名王汶，化名肖蔚，江苏金坛人，延安调来的。

　　不久，川东特委传达南方局通知说，县委书记欧阳克明已被中统特务注意，要我告知他马上转移。我去通知时，除欧阳克明夫妇和我外，只有肖蔚在场。我们四人一道研究，决定欧阳克明夫妇先回老家资阳住段时间，再到其他地方找工作。他手里掌握的关系，全部交肖蔚。

　　一星期后，肖蔚告诉我，欧阳克明已安全转移。因他走后江北县委无负责人，市委决定暂由我兼县委书记，同时配备了组织部长，时为1940年冬。不久、南方局又通知，欧阳克明撤退的事情又被中统知道。这下严重了，说明有内奸!市委通知停止我和肖蔚的组织活动，并指定我负责查出内奸，弄清此事。我相信自己，也信任肖蔚，她15岁随姐姐去延安，派到重庆工作后表现好，无任何社会关系，不可能有问题。但此事只有我和她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正迷惑难解时，肖蔚对我讲：“这事还有表姐知道。”所谓“表姐”者，即观音桥小学的支部书记邹韵宜。我兼任江北县委书记后，县委机关设在简家台疏散区。我是结了婚的，和肖蔚装成假夫妻住在一起不方便，因而找邹韵宜来同住。其所以这样考虑，是基于两点：其一，我们的住房是邹韵宜代找的;其二，前两任县委机关的房子都是邹韵宜找的，未出过问题，也因此认为这个人“可靠”。搬来一起住后，对外以“表姐”称呼她。

　　抗战时期行路难，买张车船票往往要等好些时日。我们这位已被注意的县委书记欧阳克明，在决定转移而又因车票未到手来不及走之前，曾把一个箱子寄放在邹韵宜学校里的住处。

　　很显然，邹韵宜成为我们怀疑的唯一对象。我和肖蔚联名给她留了个条子，借口到北碚工作，暂时离开几天。其实我们通过另一个党员，在牛角沱这边建立了一个江北县委临时秘密机关，以保持和市委的联系。正在这时，第三个情报来了，仍是南方局的通知：中统特务到一个小学教员房里，翻了欧阳克明的箱子，在箱底发现他的结婚照，并拿去翻拍后又放回原处，而本人(欧阳克明)并未发现。这完全证实了邹韵宜是内奸!我们马上采取紧急行动：

　　1.设法通知凡是和她有关系、认识她的党员及时转移、撤退，割断和她的一切联系。

　　2.经过第一次反共高潮，外地有不少关系转在我手中，大约有20多人。这些材料都放在原县委机关简家台，由肖蔚去取走。

　　邹韵宜发觉这些情况后，便露出真面目，马上带特务来重庆城抓我们。他们在七星岗余宏黎(余宏黎原是南充的地下党员，在南充被捕后表现很好，在一次日机轰炸时逃脱来重庆，与我接上了关系)开的小面馆里抓走了文培真。文培真当时已失去党的关系，从川北来渝，敌特审讯不出什么来，关了一年后就释放了。

　　原来余宏黎在七星岗开小面馆谋生，我曾同肖蔚、邹韵宜去赊账吃过面，故邹韵宜晓得这个关系。特务抓人那天，恰巧文培真碰上，余宏黎出外买菜回来，远远见此情况，就跑脱了。我们发现邹韵宜是内奸后(后查明，邹韵宜是1939年由中统派遣打入我党的潜伏特务)，忘记她知道我同余宏黎相识，未及时通知余宏黎，以致造成文培真被捕。

　　事后，市委认为我不能再去江北，也不宜留在城内，决定我分工管沙磁区委工作。约在1941年三四月间，上级组织将我调离重庆市委，到南方局工作，10月即由重庆去延安。

　　(刘传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兼中共江北县委书记，后任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