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江北任县委书记的工作情况

　　口述人：曾德林

　　1940年2月到8月这段时间，我在江北县任县委书记。

　　在这之前，我原在泸县中心县委任青委书记，因在当地暴露了，需要转移，所以中心县委就把我介绍到川东特委另行分配工作。我在1940年春节后几天到了重庆，同行的还有郑新如(后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我们到重庆后，在千厮门一家小店朋友旅舍住下，先到川东特委的联络点，坐落在朝天门码头的民生公司仓库，找到黄亦人交了介绍信。1939年，我曾两次被泸县中心县委临时派作交通员，送党的机密文件到川东特委，都是找的黄亦人，所以人、地都熟悉。过了两天，川东特委书记汪平(廖志高)亲自到旅馆来找我们。1939年，汪平曾到泸县中心县委视察工作，我们见过面，所以他认识我，并有一定了解。当时郑新如要求到《新华日报》去工作，得到了汪平的批准，先把他介绍到化龙桥报社去了，叫我等着，说另有人来找我谈工作问题。

　　又过了几天，来找我的是原川南师范的同学赵利锋。当时他是重庆市委委员、宣传部长。他告诉我，组织上决定分配我到江北县委任委员、组织部长。我们在嘉陵码头附近一家茶馆里和县委书记郑理中、宣传部长魏镕(魏文引)见了面，县委委员就是我们三人。这次见面后不到一个星期，郑理中调到延安学习，组织上决定由我接替郑理中作县委书记兼任组织部长，县委暂时就是我和魏镕二人了。

　　当时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工厂、学校当中，成员主要是学生、教师、工人，也有一些职员，农民中只有个别党员。当时江北县没有设立区委，由魏镕和我分头直接联系党支部、党小组和个别党员。魏镕主要联系中小学教师、手工业工人等，我主要联系学生和工厂工人、职员等。当时最大的工厂是唐家沱的50兵工厂(现在的望江机器厂)、陈家馆的21兵工厂(现在的长安机器厂)和青草坝的民生机器厂，这些厂都有党的组织。学校除江北原有的江北县中、治平中学和分布城乡的小学外，还有因为躲避日机轰炸而疏散到江北农村的一些学校，如鸳鸯场的清华中学、悦来场的大夏中学、黄桷坪的中华职业学校、香国寺附近杨家山的重庆实用商业学校等。这些学校也都有党的组织或一些党员。后任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黄觉庵，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徐勋，当时在民生机器厂作职员和练习生，后任重庆29中的教师余瑶玉当时是重庆实用商业学校学生，我和他们都联系过。

　　1940年，时局在逆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更加露骨地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重庆是当时进步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斗争的中心，是国民党的战时首都，它当然要严密控制。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宪兵警察遍布各个角落，除了严密监视共产党的公开机关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以外，主要力量就是用来破坏我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党员和一些进步分子失踪、被绑架、被秘密逮捕的事件时有发生。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中共中央及时决定了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这就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另一方面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这时，组织的发展基本停止了，党的工作主要是对党员进行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和革命纪律教育，要求党员做好社会职业工作，广交朋友，密切联系群众，相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那个时候的组织生活是比较正常的，有支部和小组的地方，党员要定期过组织生活，讨论形势任务，汇报群众的思想情况。对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很注意，有什么缺点错误，能及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政治上觉悟低、思想消极、动摇怕事，或者作风问题比较突出而不够标准的党员，经过教育后仍无转变者，在不伤感情的原则下，采取割断联系的方式，实际上就是除名。处在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国民党统治区，是需要特别注意保持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

　　县委没有固定的机关，但魏镕是本地人，家就住在江北城内一条巷子里，我们经常在那里碰头，实际上就是县委机关。

　　那时，党中央设在延安的马列学院要开展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需要调集这方面的人才。魏镕是中学的物理教员，他也要求去延安学习，于是约在当年的6月，他调离江北到延安去了。川东特委新调来一位姓向的同志(党内化名老李)，接替魏镕的工作。重庆市委并决定原在香国寺一家女子职业社作职员的严慕苏(女)参加县委，主要分管妇女工作，联系她住地附近的女教师、女职员中的一些党员。这时，严慕苏所在的单位便成了县委开会联络的地方。

　　老向来后，一时未找到社会职业，没有固定的住所，只是在陈家馆一个作小学教师的党员那里寄住，这样既不安全，我们联系也不方便。过了一段时间，由严慕苏联系的一个党员、小学教师邹韵宜经手，在香国寺渡船码头的半坡上，一个船工的住房中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老向的住处和县委接头的地方。这个地方除了经办人邹韵宜外，就只有我和严慕苏知道。大约过了一个星期，一天傍晚，市委突然通知我，说老向于当天中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了。因为老向是知道我的住址的，按照当时的隐蔽精干的规定，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市委要我马上撤离我的社会职业单位(川东航务管理处)。于是我连行李都没有拿出来，就立即离开了那个地方。

　　以后知道，老向被特务抓走后，房主人立即跑去告诉了严慕苏，严慕苏马上过江到红岩村向南方局报告，南方局很快通知市委，市委又紧急通知了我。当时交通条件很差，要过江渡水，许多地方全靠两脚跑路，辗转经过几级秘密机关，仅在四五个钟头以内就完成了县委、包括严慕苏在内的撒退任务，工作效率不为不高。由此一端，即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和同志们对待革命工作是多么严肃紧张、认真负责了。就是那位船工房主人，也是很值得怀念的。

　　老向刚来不久，并没有暴露，为什么这样快就遭到了毒手。以后经调查才知道，原来经手租房的那个邹韵宜，是一个打入共产党的内奸，就是她这个坏蛋引来的特务把老向绑架走了的。国民党顽固派在民族大敌深入国土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从1938年武汉失守以来，就一意推行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主张。到了1940年，日寇一面轮番轰炸重庆，一面通过各种途径向国民党诱降，英德帝国主义从中撮合，长期住在香港的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亲自跑到重庆来做劝降工作，一时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重庆。共产党针对这种严重情况，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三坚持、三反对”，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伟大号召，决心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国民党顽固派把共产党看作它妥协投降的最大障碍，必欲灭之而后快，所以在前方枪口对内不对外，大搞军事摩擦，在大后方则肆意用秘密逮捕、暗杀、绑架等手段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老向被秘密逮捕，仅是它的罪恶之一例而已!

　　在安排好有关组织和党员的疏散转移工作以后，已是8月下旬，上级党组织决定把我调离江北县委，分配到重庆新市区区委作组织部长，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后，奉命疏散，调离了重庆。

　　回顾在重庆这一年地下党的工作和生活，我感到工作虽然做得不多不好，但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对我都是很大的考验和锻炼，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得益不浅。

　　那年我刚20岁，入党仅两年，学历是后期师范毕业，缺乏生活经验，没有什么社会阅历，按今天的标准，还是一个小青年。但是，民族的危亡，人民的苦难，像一根沉重的鞭子，时刻在抽打着自己的灵魂和良心。时代的狂风把我以及和我类似的一大批青年卷进了革命斗争的激流，不搏击便沉沦，没有别的选择。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我这个各方面都很幼稚的青年，担起了超重的负荷。

　　当时，在党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对党员进行形势、革命纪律和革命气节，以及联系群众的教育。为了进行这些工作，我自己必须首先认真进行学习，而那时的条件很困难，只能在危险的环境中秘密阅读少量的党内机密文件，听听上级的口头指示，对这些内容都必须牢牢地记在脑子里，然后凭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去传达给党员。同知识分子党员打交道，还要有各方面的知识，必须努力学习，但当时我无力买书报，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我只得常常到民生路的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处去翻阅自己要看的书。起初，有个别年龄比我大、党龄比我长的党员，对我这个带稚气的上级领导表示怀疑，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他们觉得我还能较准确地传达党的精神，说得清楚一些问题，以后，对我都很亲切和信任。

　　在政治上处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在生活上对我也是一个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做地下工作，必须找一个社会职业，一是为了有一个合法身份作掩护，二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当时要找一个合适的职业是很不容易的，即使找到了还要看是否安全，有没有比较充裕的活动时间，合则留，不合则去。所以这一年之内我的职业几经变动，一共经历了五个地方，在中国青年记者协会作过资料员，在朝鲜义勇队作过文书，在银行员励进会当过杂役，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当过科员，在聚兴诚银行作过练习生，另外还有一个多月在失业。

　　在紧张而动荡的生活中，摆在我面前的有三个相当大的困难：

　　一是住处。那时，一般职业单位都不解决住宿，要自己去找一席之地又是十分困难的。我在银行员励进会(地点在道门口模范市场)作杂役和失业的时候，都没有住处，辗转相托，才在陕西街一家批发泸州大曲酒店的楼上，在堆放酒坛的地板空隙上，找到几尺长一块地方作为我的“宿舍”，白天卷起被盖，晚上打开睡觉。这里楼上不通风，夏天像个蒸笼，蚊子又多，地板上还有臭虫，不但不能吃饭，连一个洗脸的地方都没有，我不得不每天早晨跑到朝天门河边码头上买一盆水洗脸(那时头码许多人卖洗脸水，买主主要是码头苦力)，吃饭则经常是两个锅盔(烧饼)或两碗小面。这种生活说苦是够苦了。但是，当我每天大清早到码头上去的时候，看见许多码头工人、船夫和其他苦力，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地上，铺的盖的一无所有，以后我又专门到望龙门、太平门几个码头去洗脸并观察，情况完全和朝天门码头一样，也是有许多穷人露宿在河边。面对此种情景，我觉得自己比他们幸运得多，到底还有一个遮蔽风雨的地方。同时，这使我想到人民大众这样的困苦生活非改变不可，激励着我对自己的工作不松懈，个人生活上的艰苦也就不在话下了。

　　二是户口。当时，国民党实行反动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采取各种手段侦查限制共产党的活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利用清查户口的办法来搜捕、拘押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便是其中最便当而又冠冕堂皇的一种。全面抗战三周年纪念日前后，国民党就来了一个户口大清查，借此逮捕了许多人。其时，我正无职业，寄住在前述那个酒店的楼上，属于漏户。眼看清查起来了，我只好跑到民生机器厂黄觉庵处去避风。他当时住的职员宿舍，是一间放了20多张床的简陋的大房子，人来人往，经常有空铺，我就作为他的客人，白天出去工作，晚上住在那里。大约过了三四天，厂里也开始了清查，眼见这里也不能住了，怎么办呢?只好把问题的真相摆出来同厂里的同志商量。练习生党小组组长幸常益是本地人，熟悉附近的情况，他带着我到寸滩，再往北走七八里路，到了一个小破庙。它座落在一个小岛似的山顶上，这里既没有和尚道士，也没有人来进香火，只有一对老年夫妇住在里面，显然是穷得没房子才住到这里来的。幸常益对他们说，我是从外地经重庆要到成都去的，已经登记好长途汽车票，要等一个星期，而城里轰炸得厉害，所以下乡来住几天。这个比土地庙大不了多少的小庙实在破败，老两口在进庙门处用麻袋和竹席围了一圈算是卧室，我就只能在神龛前的一块石板上铺上几张报纸，也没任何盖的，和衣而卧。好在是大热天，无冷冻之虞，只是晚上蚊子咬得难以成眠。老夫妇吃的是包谷糊糊，我每天要帮着他们推磨，才有下锅的，菜就是半碗烧辣椒放点盐巴。在这里住了五六天，幸常益来接我，说城里和民生机器厂的大清查都搞完了，于是我告别了这对贫苦善良的老人，给了他们几块钱，重又回到了城里去。

　　三是轰炸。全民族抗战期间，重庆是受日寇空袭轰炸最频繁、历时最长、死伤和损失最惨重的城市。1940年那一年，除了雾季两个月外，人们差不多每天都在轰炸中生活。日寇飞机投下大量的炸弹杀伤了成万的无辜平民，投下大量的烧夷弹燃烧房屋。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在8月份，大火蔓延，烈焰腾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又不顾人民的死活，不采取消防灭火措施，致使全城繁华地区烧毁殆尽。以精神堡垒(现解放碑)为中心，周围两三里路内的房屋烧得精光，入夜是一片漆黑，只有少数赶夜市的小贩提的零星灯笼发出点点光亮。

　　当时打了一些防空洞，但除了大隧道外，须凭机关、地段发的证件、才能进入指定的洞子。我大部分时间没有证件，如果空袭警报来得及时，就和逃难的人一起渡江到南岸弹子石，或乘挤得满满的小木船，逐浪而下到头塘、寸滩等地去躲避。更多的时侯是来不及外逃，只能退到稍微空旷一些的地方听天由命。在两路口的南区公园，在青草坝，在望龙门河边等处，我都曾遭到过猛烈的轰炸和机枪扫射，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同胞血肉模糊，断肢残腿，悲惨地死去，而自己却幸运地活下来了。

　　中国共产党无数的革命先烈，成千上万的革命者，之所以能够在危险艰难的环境中，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百折不挠地英勇奋斗，来源于伟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黑暗的统治，建立人民的政权，奔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宏伟目标，鼓舞着他们去英勇牺牲，对艰苦生活，甘之如饴。这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没有这种精神，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曾德林，时任中共江北县委书记，后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